（三）以哈耶克-凯恩斯辩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与干预主义之争
上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货币的论战。这场论战代表了保守主义与干预主义两个思潮的争论，实质上也是诚实货币与不诚实货币的争论。
首先，凯恩斯的视角无疑是宏大的。他的目标是就业问题，这是当时头等重要的问题。为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明确反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立场，转而研究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对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功能感到失望。凯恩斯认为，只有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才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应该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萧条。哈耶克不赞成总量概念，坚持供给和需求是由单个经济当事人决定的，自由市场应该处于支配地位。哈耶克把相对于自然利率的货币利率变化作为经济周期的起源，认为萧条是自由市场的清理阶段，不应人为干预。
“凯恩斯革命”实质上是他管理本位货币思想的彻底体现，他的“货币三部曲”始终坚决主张货币管理本位制。他把可以随意制造不诚实货币的“货币经济”视为当然。他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一个“货币经济”下的统一的、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论”。之所以产生这种主张，是因为，他看到经济会产生波动，看到市场对危机的过度惊慌反应，看到生产力的闲置、浪费，看到大量无辜的人们无事可做，认为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他认为既然市场无所作为，政府就应该有所作为，消除浪费、失业现象。他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可是，他没有看到，正是前期的大量不诚实货币造成了危机，有效需求不足是人们对资源扭曲配置的正常反应；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具有随意发行货币的权力，不仅能够以全国百姓埋单的方式轻易消除萧条，更容易今后继续扭曲资源配置，产生虚假繁荣，从而造成新的萧条。因此，他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短期效用，没有长期好处。可以说，正是充分就业、发展经济这种崇高目标蒙蔽了凯恩斯追随者的眼睛，使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存在的问题。
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类似于金汇兑本位，但较之后者，离真正的金本位更远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由于美国不可能严格按照这一体系的要求发行美元，这一体系也终于在1971年崩溃了。从此，人类进入了表面上没有本位的不兑现货币时代。通货膨胀一度非常严重。人类货币制度何去何从又一次摆在了理论家面前。
（四）指数本位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动荡，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采取了指数本位（tabular standard），即以盯住一定通货膨胀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因零通胀率有引起通货紧缩的危险，且较温和的通胀率有“刺激”经济的作用，故一般将通胀率目标定为2%-3%，不发达国家的目标又略高一些。与以前的较高通货膨胀相比，这一方针确很有效，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基本都实现了通货的低膨胀和实体经济的较高增长。英国、澳大利亚、智利、南非包括中国等国家均采用或者参考了这种政策。具体做法是由政府设定通货膨胀目标，通过考察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来调整基准利率或进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以此达到稳定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稳中有松、松而有度的银根政策不难造成中短期的“繁荣”。由于受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等目标的诱惑，金融当局常常是放松银根的时候多，收紧银根的时候少。长此以往，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往往被掩盖、积累，最终将以一次危机的形式收场，对存在的问题做一次总清算。事实上，利率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来决定即是干涉，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当今货币制度的实质是，全社会为某些人随便的、浪费的投资开发行为埋单。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与浪费大大增加了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
抛开政府不严格遵守指数本位，终酿危机不论，指数本位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指数的编制存在很大的武断性。编制指数需要挑选一篮子商品，对每个商品赋予不同的权重。哪种商品编入指数本身就具有武断性。社会在进步，商品在创新，新商品不断代替旧商品。编入指数的商品种类必须变化，新旧商品的价格都不可能稳定。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不同商品的爱好无法比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爱好，同一个人爱好也会变化，因此赋予某种商品多少权重也具有武断性。就像把食品与能源排除出去的核心价格指数一样，所有的物价指数对实际的物价稳定都指导有限，不能完全反应现实情况。
2、指数本位下的货币调节，具有严重的滞后性。看到当前物价指数，央行再根据确定的目标调整利率，调整货币供应，时间上会滞后一段，具有事后调整的特点。本来想反周期运动，减少波动。却极有可能本身成为波动的推动力量。就像想平衡跷跷板，心有余而准确度不足：由于行动的滞后，往往不是使之平衡，而是使之晃动幅度更大。
3、指数本位无法衡量、控制货币总量。物价指数与货币总量是两个不同的存量，物价指数并不必然反映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物价指数很低，甚至为负值时，不一定货币总量在减少。也就是说，从物价指数来看，指数在降低，似乎是通货紧缩，而从货币总量来看，数量在增加实际是通货膨胀。此时货币潜伏着，被人们甚至包括银行握持着！比如，市场信心不足时，虽然央行放松银根，贷款增多，但物价指数仍可能一时上不去。如果仅仅控制指数，忽视总量，总量效应一旦发作，可能迅雷不及掩耳，控制流量——货币投放量的手段将一时无法驾驭宏观局面。比如，2009年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环比均下降，而经过半年来疯狂的货币投放，货币总量显然是上升的。
即在MV=PQ的公式中，由于货币流通速度V可以非常小,尽管物价水平P不高,但是货币总量M却可以非常大。
由于上述问题，加之重要国家美国没有采取指数本位，而是采用了几乎完全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有的国家采取不严格的指数本位，不诚实纸币仍然时时泛滥。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不诚实货币大量存在，就会严重扰乱经济生活，由货币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事实上，这种关于经济危机的货币信用理论，在凯恩斯之前已基本上是经济学家的共识。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说：“对这些商品的投机活动一开始，它们的价格就家其他的商品一样上涨。此时信用便急剧扩张。患有这种传染病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因为他们似乎在赚得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使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许多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大幅度上涨，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又不下降，因而可以说，一般价格上涨了（这样说并无不妥）。如果在这种上涨以后发生反作用，价格开始下跌……价格会下降到更低的水平，因为……在每个人似乎都在亏本，许多人完全破产的时候，甚至以殷实著称的一些商号也难以获得它们习常取得的信用，而得不到信用，它们将感到极不方便；因为所有的商人都有需要清偿的债务，而且谁也不能肯定他已付托给别人的那部分资产可以按时收回使用，因此，没有一个人愿意贷放现金，或者延缓索取现金。这种情况发展到顶点时，除了这些合理的考虑，还会增添一种同原先的过分自信一样不合理的恐慌；人们愿以几乎任何利率短期借用货币，如能即时收款，也愿作出几乎任何牺牲来出售货物。这样，在商业大变动中，一般价格下跌到通常的水平以下，一如它在以前的投机时期上涨到通常的水平以上。这种下跌同上涨一样，不是起始于影响货币的某种情况，而是起始于信用的状况；即，信用的使用先是异乎寻常地扩大，随后又急剧缩减，尽管没有完全停止。” 当然，穆勒也很清楚，“并非在所有信用收缩——商业危机的特征——之前，必然会有异乎寻常的、不合理的信用扩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会导致信用收缩；例如，最近发生的危机之一，即 1847年的危机，在发生前就没有异乎寻常的信用扩张……1847年的危机属于另一种商业现象。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使供给借贷市场的大部分资本从这一市场退出”。
马歇尔在1879年《工业经济学》和1922年《货币、信用与商业》中准确描述了信用膨胀所引发的商业信用波动（实即经济危机）的一般过程。他的结论是：“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少数企业的破产，而是许多信贷没有坚实的基础。”
再如，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四编第八章的标题即为“货币、信用和循环”，该章仅最后一节用了“非货币循环分析”。此种命名方式可见熊彼特对危机的货币理论的极端重视：将货币、信用与商业循环直接挂钩，显示前者即是后者的原因。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上述1848年穆勒对经济危机发生过程的刻画完全适用于160年后的此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