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尽管在特定时空不断发生变异，但农村两性之间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野依然生生不息。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往往只给男人分派“养家活口”的任务，而妇女除了种庄稼外，还需要包揽做饭、洗衣、找柴、取水、生养孩子、照料老人病人等多样化角色。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进行的“时间利用”调查，农村妇女每天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50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9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41分钟。不难想象，独自承担大量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留守妇女的时间负担有多沉重。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主要由妇女承担无偿再生产劳动的格局则几乎没有多少触动。  
    气候变化势必加剧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例如，很多地方饮用水、饲料及燃柴等能源供应往往由妇女负责，尤其是在男性流动出去之后。当干旱或洪水来袭时，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找柴或取水，这必然会影响她们创收活动的时间。再比如，由于农村社会安全阀的阙如，在气候灾难降临后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都将面临照料病患者的更大压力。贫困妇女及其家庭还有可能因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假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没有提供社会保护或者所提供的保护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话，则这种外界的干预努力还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性别失衡。  
    再者，干旱等气候变化加剧的水资源匮乏会使妇女在维持家人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获取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然而，西部许多边远落后地区的居民迄今仍生活在缺乏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脆弱环境之下。尽管近年来改水改厕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据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截止2008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仅为65.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也不及60%。突如其来的气候灾害将有可能增加妇女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风险，从而加重其劳动负担。  
    还有，农村妇女应对和恢复能力比较弱的原因还可追溯到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参与环境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农地的分配和使用是妇女在环境资源拥有和控制方面处于弱势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因从夫居的婚居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承包权遭受侵犯时有发生，农村70%的无地者是妇女。当今，土地仍具有生产资料、生活保障和家庭财产三种功能，丧失了承包地意味着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来源，从而也会削弱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同农村妇女的经济作用和贡献被忽视一样，她们在草根决策层的缺位或无权使其环境知识、经验、需求和关切事项等都被漠视或低估。在云南一彝族村笔者曾发现，因多数男劳力已外出或在附近打工，妇女担当坐落在澜沧江对岸坡地上的耕作活动。过江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走多年却一直无人过问。不管水有多深，妇女们都需趟过江到对岸去种地，有时一天得来回数趟。一天清晨我们在江边观察了约莫半小时，只见妇女的身影来回穿梭，有的将粪肥背过去，有的则将庄稼背回来，但始终未见任何男性的踪影。在分性别的小组访谈中我们发现，妇女们一致把修桥作为第一位需求，而男性则几乎无人提桥的事。由于需要桥的主要是妇女，而把持村务的则几乎都是男性，修桥的事于是总不被提上村庄发展的议程。  
    最后，各种结构性因素也限制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妇女常因贫困而无钱购置保护环境的技术或投入物。她们也会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只能种植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劳动强度却较大的庄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开展的“中国入世对农业部门妇女的挑战”研究揭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妇女掌握农业技术的程度大受影响；教育上的劣势限制了她们参与收入更高、报酬更高的技术性农活或者实现非农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妇女的生存境况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迄今为止，农村妇女的权利、需求及边缘化处境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刷下，这个人群面临的结构性和制度化不平等不仅同贫困、社会排斥、边缘化扭结在一起，而且也同资源的耗竭、环境的退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由此观之，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之策不只是环境问题，它同时还是社会公正问题和人权问题。
     
    三、“另一半”的关键性作用
     
    农村贫困妇女在气候灾难面前往往是更大的受害者，但同时这个庞大人群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的积极能动者。通过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森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她们在确保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不必说通过投资于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健康、福祉及社会地位提高等，可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最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乡村妇女直面生活的智慧、地方知识和生存策略无疑是战胜气候变迁的宝贵财富。难怪联合国人口基金推出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专门以《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妇女、人口与气候》为题，特别强调妇女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指出“假如我们忽视了星球上另一半人的需求、权利和潜力，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直面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妇女绝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她们掌握着适用于当地生存环境的知识，在食物供给、粮食收割、森林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聪明才智在未来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并能使我们走向一个绿色繁荣的未来。”  
    21世纪的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很难绕过气候变化的威胁。为了迎接更为严峻的气候危机，实现提高气候干预效率和嘉惠妇女的双赢局面，中国亟待在开发和实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时保障其农村妇女的权利，满足其需求，利用其知识和经验，并提高其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不单有益于降低这个庞大人群的脆弱性，而且也有利于其家人和社区的生存。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人为中心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干预，无任何理由使边缘化的农村弱势妇女进一步边缘化了！

其次，“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尽管在特定时空不断发生变异，但农村两性之间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野依然生生不息。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往往只给男人分派“养家活口”的任务，而妇女除了种庄稼外，还需要包揽做饭、洗衣、找柴、取水、生养孩子、照料老人病人等多样化角色。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进行的“时间利用”调查，农村妇女每天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50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9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41分钟。不难想象，独自承担大量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留守妇女的时间负担有多沉重。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主要由妇女承担无偿再生产劳动的格局则几乎没有多少触动。  
    气候变化势必加剧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例如，很多地方饮用水、饲料及燃柴等能源供应往往由妇女负责，尤其是在男性流动出去之后。当干旱或洪水来袭时，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找柴或取水，这必然会影响她们创收活动的时间。再比如，由于农村社会安全阀的阙如，在气候灾难降临后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都将面临照料病患者的更大压力。贫困妇女及其家庭还有可能因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假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没有提供社会保护或者所提供的保护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话，则这种外界的干预努力还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性别失衡。  
    再者，干旱等气候变化加剧的水资源匮乏会使妇女在维持家人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获取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然而，西部许多边远落后地区的居民迄今仍生活在缺乏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脆弱环境之下。尽管近年来改水改厕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据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截止2008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仅为65.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也不及60%。突如其来的气候灾害将有可能增加妇女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风险，从而加重其劳动负担。  
    还有，农村妇女应对和恢复能力比较弱的原因还可追溯到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参与环境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农地的分配和使用是妇女在环境资源拥有和控制方面处于弱势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因从夫居的婚居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承包权遭受侵犯时有发生，农村70%的无地者是妇女。当今，土地仍具有生产资料、生活保障和家庭财产三种功能，丧失了承包地意味着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来源，从而也会削弱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同农村妇女的经济作用和贡献被忽视一样，她们在草根决策层的缺位或无权使其环境知识、经验、需求和关切事项等都被漠视或低估。在云南一彝族村笔者曾发现，因多数男劳力已外出或在附近打工，妇女担当坐落在澜沧江对岸坡地上的耕作活动。过江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走多年却一直无人过问。不管水有多深，妇女们都需趟过江到对岸去种地，有时一天得来回数趟。一天清晨我们在江边观察了约莫半小时，只见妇女的身影来回穿梭，有的将粪肥背过去，有的则将庄稼背回来，但始终未见任何男性的踪影。在分性别的小组访谈中我们发现，妇女们一致把修桥作为第一位需求，而男性则几乎无人提桥的事。由于需要桥的主要是妇女，而把持村务的则几乎都是男性，修桥的事于是总不被提上村庄发展的议程。  
    最后，各种结构性因素也限制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妇女常因贫困而无钱购置保护环境的技术或投入物。她们也会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只能种植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劳动强度却较大的庄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开展的“中国入世对农业部门妇女的挑战”研究揭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妇女掌握农业技术的程度大受影响；教育上的劣势限制了她们参与收入更高、报酬更高的技术性农活或者实现非农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妇女的生存境况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迄今为止，农村妇女的权利、需求及边缘化处境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刷下，这个人群面临的结构性和制度化不平等不仅同贫困、社会排斥、边缘化扭结在一起，而且也同资源的耗竭、环境的退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由此观之，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之策不只是环境问题，它同时还是社会公正问题和人权问题。
     
    三、“另一半”的关键性作用
     
    农村贫困妇女在气候灾难面前往往是更大的受害者，但同时这个庞大人群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的积极能动者。通过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森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她们在确保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不必说通过投资于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健康、福祉及社会地位提高等，可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最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乡村妇女直面生活的智慧、地方知识和生存策略无疑是战胜气候变迁的宝贵财富。难怪联合国人口基金推出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专门以《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妇女、人口与气候》为题，特别强调妇女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指出“假如我们忽视了星球上另一半人的需求、权利和潜力，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直面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妇女绝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她们掌握着适用于当地生存环境的知识，在食物供给、粮食收割、森林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聪明才智在未来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并能使我们走向一个绿色繁荣的未来。”  
    21世纪的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很难绕过气候变化的威胁。为了迎接更为严峻的气候危机，实现提高气候干预效率和嘉惠妇女的双赢局面，中国亟待在开发和实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时保障其农村妇女的权利，满足其需求，利用其知识和经验，并提高其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不单有益于降低这个庞大人群的脆弱性，而且也有利于其家人和社区的生存。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人为中心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干预，无任何理由使边缘化的农村弱势妇女进一步边缘化了！

其次，“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尽管在特定时空不断发生变异，但农村两性之间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野依然生生不息。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往往只给男人分派“养家活口”的任务，而妇女除了种庄稼外，还需要包揽做饭、洗衣、找柴、取水、生养孩子、照料老人病人等多样化角色。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进行的“时间利用”调查，农村妇女每天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50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9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41分钟。不难想象，独自承担大量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留守妇女的时间负担有多沉重。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主要由妇女承担无偿再生产劳动的格局则几乎没有多少触动。  
    气候变化势必加剧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例如，很多地方饮用水、饲料及燃柴等能源供应往往由妇女负责，尤其是在男性流动出去之后。当干旱或洪水来袭时，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找柴或取水，这必然会影响她们创收活动的时间。再比如，由于农村社会安全阀的阙如，在气候灾难降临后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都将面临照料病患者的更大压力。贫困妇女及其家庭还有可能因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假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没有提供社会保护或者所提供的保护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话，则这种外界的干预努力还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性别失衡。  
    再者，干旱等气候变化加剧的水资源匮乏会使妇女在维持家人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获取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然而，西部许多边远落后地区的居民迄今仍生活在缺乏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脆弱环境之下。尽管近年来改水改厕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据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截止2008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仅为65.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也不及60%。突如其来的气候灾害将有可能增加妇女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风险，从而加重其劳动负担。  
    还有，农村妇女应对和恢复能力比较弱的原因还可追溯到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参与环境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农地的分配和使用是妇女在环境资源拥有和控制方面处于弱势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因从夫居的婚居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承包权遭受侵犯时有发生，农村70%的无地者是妇女。当今，土地仍具有生产资料、生活保障和家庭财产三种功能，丧失了承包地意味着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来源，从而也会削弱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同农村妇女的经济作用和贡献被忽视一样，她们在草根决策层的缺位或无权使其环境知识、经验、需求和关切事项等都被漠视或低估。在云南一彝族村笔者曾发现，因多数男劳力已外出或在附近打工，妇女担当坐落在澜沧江对岸坡地上的耕作活动。过江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走多年却一直无人过问。不管水有多深，妇女们都需趟过江到对岸去种地，有时一天得来回数趟。一天清晨我们在江边观察了约莫半小时，只见妇女的身影来回穿梭，有的将粪肥背过去，有的则将庄稼背回来，但始终未见任何男性的踪影。在分性别的小组访谈中我们发现，妇女们一致把修桥作为第一位需求，而男性则几乎无人提桥的事。由于需要桥的主要是妇女，而把持村务的则几乎都是男性，修桥的事于是总不被提上村庄发展的议程。  
    最后，各种结构性因素也限制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妇女常因贫困而无钱购置保护环境的技术或投入物。她们也会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只能种植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劳动强度却较大的庄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开展的“中国入世对农业部门妇女的挑战”研究揭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妇女掌握农业技术的程度大受影响；教育上的劣势限制了她们参与收入更高、报酬更高的技术性农活或者实现非农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妇女的生存境况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迄今为止，农村妇女的权利、需求及边缘化处境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刷下，这个人群面临的结构性和制度化不平等不仅同贫困、社会排斥、边缘化扭结在一起，而且也同资源的耗竭、环境的退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由此观之，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之策不只是环境问题，它同时还是社会公正问题和人权问题。
     
    三、“另一半”的关键性作用
     
    农村贫困妇女在气候灾难面前往往是更大的受害者，但同时这个庞大人群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的积极能动者。通过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森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她们在确保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不必说通过投资于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健康、福祉及社会地位提高等，可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最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乡村妇女直面生活的智慧、地方知识和生存策略无疑是战胜气候变迁的宝贵财富。难怪联合国人口基金推出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专门以《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妇女、人口与气候》为题，特别强调妇女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指出“假如我们忽视了星球上另一半人的需求、权利和潜力，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直面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妇女绝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她们掌握着适用于当地生存环境的知识，在食物供给、粮食收割、森林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聪明才智在未来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并能使我们走向一个绿色繁荣的未来。”  
    21世纪的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很难绕过气候变化的威胁。为了迎接更为严峻的气候危机，实现提高气候干预效率和嘉惠妇女的双赢局面，中国亟待在开发和实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时保障其农村妇女的权利，满足其需求，利用其知识和经验，并提高其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不单有益于降低这个庞大人群的脆弱性，而且也有利于其家人和社区的生存。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人为中心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干预，无任何理由使边缘化的农村弱势妇女进一步边缘化了！

其次，“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尽管在特定时空不断发生变异，但农村两性之间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野依然生生不息。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往往只给男人分派“养家活口”的任务，而妇女除了种庄稼外，还需要包揽做饭、洗衣、找柴、取水、生养孩子、照料老人病人等多样化角色。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进行的“时间利用”调查，农村妇女每天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50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9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41分钟。不难想象，独自承担大量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留守妇女的时间负担有多沉重。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主要由妇女承担无偿再生产劳动的格局则几乎没有多少触动。  
    气候变化势必加剧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例如，很多地方饮用水、饲料及燃柴等能源供应往往由妇女负责，尤其是在男性流动出去之后。当干旱或洪水来袭时，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找柴或取水，这必然会影响她们创收活动的时间。再比如，由于农村社会安全阀的阙如，在气候灾难降临后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都将面临照料病患者的更大压力。贫困妇女及其家庭还有可能因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假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没有提供社会保护或者所提供的保护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话，则这种外界的干预努力还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性别失衡。  
    再者，干旱等气候变化加剧的水资源匮乏会使妇女在维持家人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获取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然而，西部许多边远落后地区的居民迄今仍生活在缺乏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脆弱环境之下。尽管近年来改水改厕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据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截止2008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仅为65.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也不及60%。突如其来的气候灾害将有可能增加妇女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风险，从而加重其劳动负担。  
    还有，农村妇女应对和恢复能力比较弱的原因还可追溯到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参与环境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农地的分配和使用是妇女在环境资源拥有和控制方面处于弱势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因从夫居的婚居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承包权遭受侵犯时有发生，农村70%的无地者是妇女。当今，土地仍具有生产资料、生活保障和家庭财产三种功能，丧失了承包地意味着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来源，从而也会削弱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同农村妇女的经济作用和贡献被忽视一样，她们在草根决策层的缺位或无权使其环境知识、经验、需求和关切事项等都被漠视或低估。在云南一彝族村笔者曾发现，因多数男劳力已外出或在附近打工，妇女担当坐落在澜沧江对岸坡地上的耕作活动。过江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走多年却一直无人过问。不管水有多深，妇女们都需趟过江到对岸去种地，有时一天得来回数趟。一天清晨我们在江边观察了约莫半小时，只见妇女的身影来回穿梭，有的将粪肥背过去，有的则将庄稼背回来，但始终未见任何男性的踪影。在分性别的小组访谈中我们发现，妇女们一致把修桥作为第一位需求，而男性则几乎无人提桥的事。由于需要桥的主要是妇女，而把持村务的则几乎都是男性，修桥的事于是总不被提上村庄发展的议程。  
    最后，各种结构性因素也限制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妇女常因贫困而无钱购置保护环境的技术或投入物。她们也会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只能种植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劳动强度却较大的庄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开展的“中国入世对农业部门妇女的挑战”研究揭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妇女掌握农业技术的程度大受影响；教育上的劣势限制了她们参与收入更高、报酬更高的技术性农活或者实现非农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妇女的生存境况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迄今为止，农村妇女的权利、需求及边缘化处境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刷下，这个人群面临的结构性和制度化不平等不仅同贫困、社会排斥、边缘化扭结在一起，而且也同资源的耗竭、环境的退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由此观之，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之策不只是环境问题，它同时还是社会公正问题和人权问题。
     
    三、“另一半”的关键性作用
     
    农村贫困妇女在气候灾难面前往往是更大的受害者，但同时这个庞大人群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的积极能动者。通过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森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她们在确保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不必说通过投资于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健康、福祉及社会地位提高等，可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最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乡村妇女直面生活的智慧、地方知识和生存策略无疑是战胜气候变迁的宝贵财富。难怪联合国人口基金推出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专门以《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妇女、人口与气候》为题，特别强调妇女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指出“假如我们忽视了星球上另一半人的需求、权利和潜力，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直面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妇女绝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她们掌握着适用于当地生存环境的知识，在食物供给、粮食收割、森林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聪明才智在未来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并能使我们走向一个绿色繁荣的未来。”  
    21世纪的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很难绕过气候变化的威胁。为了迎接更为严峻的气候危机，实现提高气候干预效率和嘉惠妇女的双赢局面，中国亟待在开发和实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时保障其农村妇女的权利，满足其需求，利用其知识和经验，并提高其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不单有益于降低这个庞大人群的脆弱性，而且也有利于其家人和社区的生存。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人为中心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干预，无任何理由使边缘化的农村弱势妇女进一步边缘化了！

其次，“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尽管在特定时空不断发生变异，但农村两性之间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野依然生生不息。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往往只给男人分派“养家活口”的任务，而妇女除了种庄稼外，还需要包揽做饭、洗衣、找柴、取水、生养孩子、照料老人病人等多样化角色。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进行的“时间利用”调查，农村妇女每天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50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9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41分钟。不难想象，独自承担大量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留守妇女的时间负担有多沉重。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主要由妇女承担无偿再生产劳动的格局则几乎没有多少触动。  
    气候变化势必加剧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例如，很多地方饮用水、饲料及燃柴等能源供应往往由妇女负责，尤其是在男性流动出去之后。当干旱或洪水来袭时，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找柴或取水，这必然会影响她们创收活动的时间。再比如，由于农村社会安全阀的阙如，在气候灾难降临后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都将面临照料病患者的更大压力。贫困妇女及其家庭还有可能因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假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没有提供社会保护或者所提供的保护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话，则这种外界的干预努力还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性别失衡。  
    再者，干旱等气候变化加剧的水资源匮乏会使妇女在维持家人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获取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然而，西部许多边远落后地区的居民迄今仍生活在缺乏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脆弱环境之下。尽管近年来改水改厕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据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截止2008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仅为65.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也不及60%。突如其来的气候灾害将有可能增加妇女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风险，从而加重其劳动负担。  
    还有，农村妇女应对和恢复能力比较弱的原因还可追溯到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参与环境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农地的分配和使用是妇女在环境资源拥有和控制方面处于弱势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因从夫居的婚居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承包权遭受侵犯时有发生，农村70%的无地者是妇女。当今，土地仍具有生产资料、生活保障和家庭财产三种功能，丧失了承包地意味着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来源，从而也会削弱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同农村妇女的经济作用和贡献被忽视一样，她们在草根决策层的缺位或无权使其环境知识、经验、需求和关切事项等都被漠视或低估。在云南一彝族村笔者曾发现，因多数男劳力已外出或在附近打工，妇女担当坐落在澜沧江对岸坡地上的耕作活动。过江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走多年却一直无人过问。不管水有多深，妇女们都需趟过江到对岸去种地，有时一天得来回数趟。一天清晨我们在江边观察了约莫半小时，只见妇女的身影来回穿梭，有的将粪肥背过去，有的则将庄稼背回来，但始终未见任何男性的踪影。在分性别的小组访谈中我们发现，妇女们一致把修桥作为第一位需求，而男性则几乎无人提桥的事。由于需要桥的主要是妇女，而把持村务的则几乎都是男性，修桥的事于是总不被提上村庄发展的议程。  
    最后，各种结构性因素也限制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妇女常因贫困而无钱购置保护环境的技术或投入物。她们也会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只能种植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劳动强度却较大的庄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开展的“中国入世对农业部门妇女的挑战”研究揭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妇女掌握农业技术的程度大受影响；教育上的劣势限制了她们参与收入更高、报酬更高的技术性农活或者实现非农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妇女的生存境况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迄今为止，农村妇女的权利、需求及边缘化处境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刷下，这个人群面临的结构性和制度化不平等不仅同贫困、社会排斥、边缘化扭结在一起，而且也同资源的耗竭、环境的退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由此观之，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之策不只是环境问题，它同时还是社会公正问题和人权问题。
     
    三、“另一半”的关键性作用
     
    农村贫困妇女在气候灾难面前往往是更大的受害者，但同时这个庞大人群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的积极能动者。通过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森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她们在确保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不必说通过投资于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健康、福祉及社会地位提高等，可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最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乡村妇女直面生活的智慧、地方知识和生存策略无疑是战胜气候变迁的宝贵财富。难怪联合国人口基金推出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专门以《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妇女、人口与气候》为题，特别强调妇女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指出“假如我们忽视了星球上另一半人的需求、权利和潜力，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直面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妇女绝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她们掌握着适用于当地生存环境的知识，在食物供给、粮食收割、森林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聪明才智在未来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并能使我们走向一个绿色繁荣的未来。”  
    21世纪的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很难绕过气候变化的威胁。为了迎接更为严峻的气候危机，实现提高气候干预效率和嘉惠妇女的双赢局面，中国亟待在开发和实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时保障其农村妇女的权利，满足其需求，利用其知识和经验，并提高其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不单有益于降低这个庞大人群的脆弱性，而且也有利于其家人和社区的生存。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人为中心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干预，无任何理由使边缘化的农村弱势妇女进一步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