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胡永泰的驳文。A United Front for the Common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 Case of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Wu vs. Woo 此文明晓酣畅，广引博喻，亦庄亦谐，在经济学论文中实属不多见。

文章首先引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这场争论涉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为缓和气氛作下铺垫，随即毫不客气地对吴文进行了逻辑、概念、事实三方面的批评。

胡文认为，在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线性模型不一定恰当，相反，如果服从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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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事实就不再是某个因素的边际调整引起经济的边际增长，式子右边的第二、三项只有当x4从零变为正时才起作用，这样的x4可能是“法律和秩序”；任何一个xi为零时，第三项均为零，这反映了经济互动中的“协同效应”。因此只根据xi与y是否同向运动就判定xi对y的影响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还必须保证其他变量不变。这是制度分析中经常为人忽视的一点。

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关于各国经济收敛速度的讨论，但这并不表明穷国就一定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反过来，也不能就此否认经济发展阶段（初始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胡文举出越南和老挝在1989-96年通过“休克疗法”实现大幅经济增长的例子，并认为这个例子会同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明，此类转轨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改革的速度，而在于改革方向和经济结构的良性互动。这可以看作胡文的主要立论。这是实际上暗示关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是具有误导性的。所以认为当时波兰和俄罗斯也应该采取中国式的双轨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非国有部门能够崛起是因为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进入，而从1978-92年，国有部门人员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因为国有部门的优厚待遇；但是俄罗斯超过80%的人口是受雇于国有部门的城市人口，他们同样不愿进入非国有部门，这样后者就无法发展。

吴文认为俄罗斯的改革哲学是唯理主义，而中国的改革哲学是实证主义，胡文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不了解，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的。胡文认为，增量改革模式实际上是当时中国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分裂的结果。

波兰1991年的改革为什么没有走中国式的道路，因为波兰和东欧社会关于改革的最终目标已经达成共识，就是要重返欧洲，所以改革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改革的速度而非改革的方向。但是在中国有保守派（陈云，鸟笼经济）和自由派（胡耀邦，私有化）的冲突，因此在改革早期阶段呈现精神分裂的倾向（schizophrenic），比如经济特区和乡镇企业，这种政策上的精神分裂症被美言为“政策实验”。因为关于改革的方向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快速全面市场化的可能性是被排除在外的。正因为渐进、激进之别实际上归因于是否达成共识，所以，把渐进主义比喻为一次把一条腿伸进裤管，而把激进主义比喻为两条腿同时蹦进裤管是不恰当的，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渐进主义是把一条腿伸进两个裤管，然后停下来冥想，穿个遮羞布或者挂个腰带是不是更好；而激进主义是把一条腿伸进裤管后，就不加思索地、忙不迭地要伸另一条腿。

其次，俄罗斯看到中国非国有部门的飞速增长后，也想实行中国式的双轨所有制，1987年的合作社改革就属此列。但是因为原苏联的工业部门太庞大，而且违背科尔奈的稳定性假设（决定体系稳定性的必要条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容），所以最终失败了。

俄罗斯给中国的经验是，第一，通过政治剧变来避免经济混乱要取决于掌权的精英阶层通过迅速改变政治制度来兼容经济制度的意愿和能力。第二，市场化的主要政治反对力量来自党内，实施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政府内部。因此，包括吴文在内的很多观点认为“至少在初始阶段，独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错误的。日本、印尼、南韩、台湾、马来等等都是反例。

胡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类法，一种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来自于经济实验，以创造出最适于本国特定经济环境的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这被称为“实验派”；另一种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向发达国家的制度收敛和一体化，这被称为“收敛派”。吴文是前者，胡文是后者。

胡文举了个例子，实验派认为中国农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哥们儿性”，如果这种基于文化的解释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台湾的农村企业都是私人所有的呢？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或者国民党的压迫政策将中国文化赶出了台湾农村？胡文认为，中国农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只是反映了一个简单事实，即1994年私人所有权在中国农村是受禁止的，至少是受歧视的。这个例子说明，实验派是脱离了政治必然性在谈论经济成功。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政治约束的产物，而非经济最优化的产物。

胡文认为，实验派和收敛派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收敛的，但是在强调的重点上仍有差异。实验派倾向于对加入世贸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对经济实验的外部约束感到不安；而收敛派则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可以从“最优的国际性实践”中获益。

吴玉山的回应：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Must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Another Case of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吴认为自己不是实验派的，并没有将中国看成一个例外，而看成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变种。

吴认为收敛派对非制度因素（尤其是经济结构）过于强调。实际上得出两个结论：1、中国当时的改革者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会实施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改革政策的。2、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初除了“休克疗法”没有其他备择方案，并且中国式的双轨制不适合俄罗斯。

首先，非制度因素不应被过分强调，政策制定者应该对经济转轨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

就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吴文认为，“中国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天然地就要比俄罗斯通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来实现经济调整的任务简单”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实际上很可能是反过来。

关于中国的策略选择，吴文认为胡文对自由派的描述是错误的，自由派自己也没有关于改革前景的完整构想，当时的改革者都不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中国的制度设计呈现明显的学习过程。中国不存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分法。

关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必然选择这一说法，吴认为，中国式的改革在俄罗斯实施之初，就受到宗教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很难评价其适用性。其次，中国的增量改革的实质是以稳定求发展，俄罗斯的改革不是稳字当头，实际上是错误的学习。

吴继而认为胡文中关于苏联剧变带给中国的政治经验的说法是非常幼稚的，相反，吴文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经验对于CCP只意味着一点：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治改革。

吴重点论述了东亚发展模式对中国的适用。中国处于赶超阶段；其经济规模是与发达国家谈判的重要筹码；目前是“非典型资本主义”。

关于独裁，吴认为独裁有不同的形式。软独裁可能和正式民主是相容的，只是保留了经济官僚的最终决策权力。他仍然认为独裁政体比民主政体更适合推行经济改革。

最后，吴指出中俄经验之争可能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与新国家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顶！

“吴认为，中国式的改革在俄罗斯实施之初，就受到宗教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

请问什么宗教分离主义运动？是怎么影响中国的？

这几篇文章还没看，我奇怪的是那个马来西亚人怎么对中国的什么保守派，自由派这么了解的？似乎我们自己对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概念的。（我是80年代出生的，也许是等我长大之后，已经没了这些所谓的派别与争论吧。）

这几篇文章是要下下来看一下的。另外，楼主能不能推荐一些国内学者在转轨方面的论文或是著作？

我对转轨经济是不了解的，只是最近写论文，提纲一直被导师批评，最后慢慢转到转轨问题上来的。望各位前辈高手指点。

现在想起来导师说的：“我对你毕业论文的要求是写出一篇像论文的东西来”的话，我就寒啊！

看看这哥们儿写得也还挺辛而且这方面的理论文献的确比较少，大侠们指点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