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三、政坛序爵不序齿

我们跟他跑龙套的那几年，周济总是提起他在清华大学的经历，虽然他平日里比较忙，但是每年武汉地区清华大学校友会他总是要去的。我们还与他大学的同学有过接触，特别是那位他大学和博士的同学查建中先生。那年查先生来我们学校，我请他吃饭。他告诉我周济在同学里是一个非常勤奋和低调的人，而且十分念旧，从不以自己的地位来对待人。他还说：“周济从不拉帮结伙，从不说三道四。”我笑着告诉查先生，这就叫：学界序齿不序爵，政坛序爵不序齿。在周济离开教育部部长位置时，恰好就是这个查先生顶风出来写文章，题目是《周济的贡献》。他告诉天下人，周济不仅能干事业也十分干净：“只要是腐败的事，他就沾不上边儿，我们这些同学太了解他了。”“周济在华科大校长任上锐意改革，建树极多，但也遭到不少非议。可是对于他的人品，却始终无人批评。周济离开教育部之后，无论是部内部外，还是网络上下，亦无人对此抱有微辞。”

周济虽然在朋友面前行为比较随和，但是在上级面前绝对是有规有矩的。他当校长时，每逢上级来我校检查工作，都要将我们召集起来。从讨论汇报提纲到设计接待程序，他都十分过细，几乎所有到过我们学校的人对我们的汇报和接待都十分满意。可以说，周济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的忠实执行者，他懂得什么叫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他也是清华学生领袖标准口号的推行者和实践者，不仅推广而且做到了：“听话、出活”。既把领导的话真正听进去，也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努力去做好。正是在他的身上，我总结了管理工作者个体行为最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遵从、一个是统御。这也是我领导学课件的由来：《红色中国式管理——遵从的智慧与统御的智慧》。遵从是基础，统御是升华。不遵从，将没有人会用你；不统御，将没有人可用。也就是说,在一棵树上，上面的猴子看下面的猴子都是笑脸；下面的猴子看上面的猴子都是屁股。只要走上管理者道路，我们就是一群猴子，只是在上下的不同，就看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了。是做花果山上的美猴王，还是做玉帝身边的弼马温；是做五行山下的受压者，还是做西天取经的带箍人，就看你的表现和运气了。

四、政坛论行不论言

周济不善言而善行，这也得益于他的母校。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石碑，上面刻着“行胜于言”。早在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在阐述“清华精神”时，就把“实干”作为一条。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改为工科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科那样看重。清华敢于组织多学科大兵团作战，如原子能反应堆研制、密云水库设计、小卫星的研制等，大多仰赖这种团队精神。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清华毕业生中有多人进入中央和省、部委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能网罗到各地的高材生，也是因为它给社会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

在周济的行为特征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那就是他能够做到“以终为始”。他是一个非常有定力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他很和善，也听得进意见，其实他有非常固执的一面。我读过史蒂芬·柯维《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其中有一个就是“以终为始”。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论发生在何时，都必须遵循这一个原则，即由个人最重视的期许和价值观来决定一切。牢记自己的目标或者使命，就能确信日常的所作所为是否与之南辕北辙，而且每天都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不敢懈怠。”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学里面有那么多教授，当然这些教授不见得都想当大官，但也不乏有想当大官之人。许多人根本不可能走到自己想走到位置上，除了某些机遇性因素以外，做人的风格是十分重要的。周济是个“工作狂”，就像一个“永动机”，从来不知道疲倦，他从国外回来不倒时差就开会；教育部９楼的灯光从来是这栋楼最后熄灭的楼层。不惰、不贪、不党，让他这个只在中原做过几年小吏的人，在一个水如此深的北京城站住了脚跟，也让那些对他嚼舌头的人无可奈何。

五、政坛欺老不欺少

我有一次对周济老师说：“这个世界，少数人靠信仰，多数人靠政策。”周济说：“不对，人既要靠信仰，也要靠政策。”我的两位同学都是他的学生，在与他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周济最大的本事是鞭策和激励人，他往往能把你的长处说在点子上,而把你的不足也说到骨子里。此外，他的不少弟子也都发展得不错，虽然他们还算是有本事的人，但是没有周济的提携和关照，至少达不到目前的状态。２００４年，我在北京参与调研和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当时，这个东西是由几个部委共同参与的。按照行规，以教育部为主，所以教育部出的是主官，其他部委出的是副职，因此那些来的人一般年龄都比周济小，但是周济对他们非常客气，在安排发言时，给了他们非常大的面子。至于对中南海里的年轻人，周济更是客气有佳，从来以商量的口吻交往。而周济手下的司局长，大多数与我的年龄差不多，有的还要小，周济一方面对他们的工作加以鞭策，一方面对他们的工作加以鼓励，有时甚至还与他们开一些小的玩笑。所以，在教育部周济被认为是一位“平民部长”，是一位严师益友。一位现在已经官拜不小的同志亲口对我说，他把周部长当成兄长一样敬重。我到教育部借调数次，周济一直提醒要我注意处理好与同志们的关系。现在周济不当部长了，但我有时与部里的同志们交往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这就是领导学里的一个定理：路线出感情。

管理这个行当，做领导者要懂得善待下属，特别要懂得善待年轻人。在周济身边工作的几年，我感到他对年轻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原则第一，保护第二；二是既重大义，又施小惠。领导干部，从对下属的态度和关照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报恩型的，一类是寡恩型的。前者往往给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以回报，后者往往不给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以回报，周济属于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人。你说他不回报吧，他的确关照过许多帮助过他的人，而且对某些人的关照还十分明显；你说他回报吧，他有时又非常讲原则，比如他的学生的配偶基本上都没有调到学校里工作。而且他经常鼓励年轻人并安排他们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关键岗位去历练，以此来砥砺品质、锻炼作风和增长才干。他懂得如何在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等关键时刻看人的潜质，他到教育部去也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在谈起周部长时，都说周济是个政治家，而且是具有院士头衔的政治家。可以说，在对待年轻人成长的问题上，周济真正做到了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周济用过的年轻人出现过重大问题。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学者都要走周济的道路，这一来不可能，二来也没必要。况且周济能够走到今天也不是他本人能够决定的，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集体的决定。作为领导学的经典案例，我只想说明一点：任何行当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则和办法。你不适应，不掌握，就会带来麻烦；你适应了，掌握了，就可以取得成就，仅此而已！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