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dongfangbo在2006-4-27 12:36:00的发言：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