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道德
12岁时,阿比吉特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爱上了奥黛丽·赫本。他 在勒纳(Lerner)与洛伊(Loewe)创作的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电影版中发现了赫本,赫本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伊莉莎·杜 利特尔(Eliza Doolittle)。这部音乐剧改编自激进左翼分子乔治·萧伯纳 的戏剧《卖花女》(Pygmalion)。在这部音乐剧中,伊莉莎的父亲阿 尔弗雷德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颇具哲学意味的演讲(在他提出以5英 镑卖掉女儿之前): 我问你们,我算什么?我是个不配得到一点好处的穷光蛋,这就是 我。你替我想想,我这号人一年到头受绅士们的欺负,每次想占点便 宜,他们总是搬出老一套说辞:“你不配,这轮不到你。”可是我的需 要也并不比别人少啊。就拿那寡妇来说,她死了丈夫,一个星期就领了 六个慈善机构的救济金,我的需要比起她来也不少啊,我用钱的地方还 更多呢,我吃得不少于人家,酒喝得也比人家多,我还需要一点娱乐, 因为我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还喜欢热闹一下,需 要唱歌,需要看乐队演出,他们跟我要起钱来也不比人家少啊。绅士们 的道德是什么?无非是一个从不给我任何东西的借口。[1] 这个剧本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时,贫穷很不光彩,穷 人生活非常困苦。为了得到施舍,人们必须勤俭节约,并经常去教堂, 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些,他们就会被送到济贫院,在 那里,穷人被强制工作,夫妻被迫分开。除非穷人碰巧还背负着债务, 就会被投入债务人监狱或被送上一段去殖民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身不 由己的旅程。一份描述伦敦贫困形势的1898年的地图将伦敦一些地区划 为“最低等区、堕落区、半罪犯区”。[2] 405
我们今天离这个局面不远了。在美国、印度或欧洲的富人中,一提 到福利,总会有人摇头,借用发端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如今依然在 印度某些阶层中普遍使用的词语,担心福利会把穷人变成“一无是处的 废物”(good for nothing)。给他们现金,他们就会停止工作或挥霍一 空。在这种偏见的背后,富人怀疑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抱 负,缺乏实现目标的意愿,一旦给穷人某个借口,他们就会停止工作, 坐等施舍。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的经济灾难暂时给贫困披上 了一层较为温和的外衣,因为穷人无处不在。每个人都认识一些突然陷 入贫困的人。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笔下那些逃离沙尘暴区 的勇敢的俄克拉何马州人一度成为高中课堂的主要内容。富兰克林·罗 斯福的新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贫困被视为可以通过 ZF干预来对抗和战胜的东西。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最 终以林登·约翰逊的“反贫困战争”达到高峰。然而,当经济增速放缓、 资源紧张时,对贫困的战争变成了对穷人的战争。罗纳德·里根一次又 一次地提到所谓的“福利女王”的形象,这个形象存在四个特征,即黑 人、懒惰、女性和诈骗。这个形象的典型例子来自芝加哥的琳达·泰勒 (Linda Taylor),她有四个假名,被控诈骗8000美元,被判入狱好几 年。这比曾经轰动一时的亿万富翁、“英雄”式资本家查尔斯·基廷 (Charles Keating)的刑期多了一年半。基廷是里根时代最著名的腐败 丑闻——“基廷五人组”丑闻的核心人物,他引发的相关储贷危机导致政 府耗费了纳税人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金去救助多家大公司。 然而,后来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反转:穷人的道德沦丧被描述为福利 本身催生的一个结果。众所周知,里根在1986年宣布了“反贫困战争”的 失败。是福利导致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因为福利不鼓励人们工作,反 而鼓励人们依赖福利,这就引发了“家庭破裂的危机,尤其是接受福利 救济的贫穷家庭,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3]1986年2月15日,里根在面 向全国发表的一篇广播演讲中谈到了如下内容: 406
我们面临着滋生永久的贫困文化的风险,这种文化就像任何锁链或 纽带一样不可避免;我们还面临着催生另一个美国的危险,那是一个梦 想破灭、生活停滞的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同情之名设立的福利 计划误入歧途,把原本日渐缩小的贫困问题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悲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那时,美国社会是一个 充满机遇的社会,不断创造奇迹。经济增长为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走向 繁荣提供了阶梯。1964年,著名的反贫困战争打响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发生了。根据人们依赖福利的程度来衡量,贫困问题停止了萎缩,后来 反而开始恶化。我猜你会说贫困赢得了战争。贫困之所以成为赢家,部 分原因在于ZF的项目没有帮助穷人,反而破坏了维系贫困家庭的纽 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