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尝试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原理及其分析方法，探讨提高农民真实收入水平的思路。考虑到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且随着分工的演进、迂回生产链条的增长、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数量的增加，最终将提高人均真实的收入水平。本文认为，应在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降低农产品交易费用，以促进农村地区专业化经济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专业化经济，农民收入，迂回生产链条，交易费用
    “三农”问题的核心和本质是农民收入的增加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可以缓解增收的困难，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目前在农村地区实施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及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等农村经济政策，究其本质而言只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增收的外部环境条件，原本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城乡之间的产品和要素流动变得较为容易。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基于“政府自觉”而制定和实施的“外拉式”农村经济政策，也很难较快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鉴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认为，源于“民本自发”的“内源式”增收路径才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政府农村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因而要求将“政府自觉”和“民本自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农民增收的前提和条件，是外因，而后者是农民增收的主体和动力源泉，是内因。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看，要实现收入水平的持续性提高，必须完成从“生存经济”模式向“逐利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转变的前提条件正是不断地提高技术贡献率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考虑到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技术积累的有效性，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提高技术进步在收入增长中的比例，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途径（山东省的农业产业化本质上就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总体而言，无论是经济理论的分析还是生产实践的总结，都无一例外地表明，“民本自发”的生产专业化策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唯一可行的路径。
    一、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基本涵义
    一般而言，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高效配置的学问。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虽然也探讨资源的稀缺问题，但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是侧重于分析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更多地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稀缺资源配置问题只是其并非重要的一个侧面，正如Houthakker M.所言：大多数经济学视分工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那个经济学的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杨小凯，2000）。事实上，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经济学众多分支中的一个，而是涉及所有经济学分支的核心。但遗憾的是，随后的边际革命颠覆了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在经济学中的主角地位，取而代之的正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基于供求均衡的稀缺资源配置问题。
    1.与专业化经济有关的基本概念
    在杨小凯、张永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2000）以及杨小凯、黄有光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1999）等著作中，经济活动主体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从而也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而且在选择不同职业的个体之间，消费——生产者的地位是对称的。这就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因纯消费者与企业的两分假设而产生的消费者无法影响价格，而生产者懂得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于是能试图操纵产量与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地位不对称问题，这样在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及演进过程中，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地位平等的消费——生产者。
    研究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现象经常会涉及到角点解①的问题，关于角点解的内涵可以通过举例说明如下。假设农户家庭可能的生产决策只有水稻种植和养羊两种方案，总的劳动时间为t0，令t1＋t2＝t0.如果农户家庭将其部分劳动时间t1（0﹤t1﹤t0）投入到水稻种植中去，另外部分时间t2（0﹤t2﹤t0）用来养羊，那么这样的时间配置（t1，t2）就是主流经济学中的内点解，也是基于最大利润的最佳时间配置方案。如果农户家庭将其所有劳动时间t0全部投入到水稻种植中去，此时t1＝t0，而t2＝0，这样的时间配置方案（t0，0）或者（0，t0）就是角点解，也是专业化经济的内在要求。
    超边际分析方法是研究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基本分析工具，其分析步骤有三，还是以上例为例来说明。对农户家庭而言，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假设只有水稻和羊两种产品是生活必需品。首先需要确定农户为了获取这两种生活必需品，可以采取的策略：自给自足、种植水稻以自用并部分销售以购买羊、养羊以自用并部分销售以购买水稻共三种方案。然后需要分别对这三种策略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分析，以得到三个局部最大值。最后比较这三个局部最大值，并选择其中的最大值方案作为最优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超边际分析总是先对角点解进行分析，然后选择与最大值对应的角点解，而与边际分析相对应的最优决策是内点解。
    2.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基本要义
    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言的，源于后者且是后者演化的结果。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能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其原因有三：首先，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其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因为分工的结果使劳动者在长期内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能显著提高其熟练程度。其次，工种的转换因分工而免除了时间的损失（时间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是唯一的禀赋约束）而获益。第三，许多简化和节省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也起因于分工，从而使个人能够更快地适应更多的专业。另外，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格（1928）在其《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递增报酬率并非源于规模经济，而是专业化与分工的演进所致。这就是被称为扬定理的基本内容，而且认为：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且市场大小也被分工的演进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同时论证了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与市场大小不断增加；以及分工的网络效应是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因此分工与专业化不仅能产生递增的报酬，而且是国家、消费——生产者财富增加的源泉。
    经济体能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演进到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状态的根本原因，是分工所产生的回报与因选择分工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这种冲突意味着，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每个人都不得不选择自给自足，因为交易费用超过了可能的专业化经济净回报，以致只能生产包括中间产品在内的多种产品，从而其运作规模极小而效率极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在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折中，可能导致专业化经济的出现。当交易效率超过临界值时，分工与专业化开始出现。如偏远山区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如果要拉到市场上销售，其所得在扣除生产成本和较大的运输费用（是内生交易费用的一种）后为负值，那么单一种植某种作物将不会出现，而是尽可能多生产能自给自足的作物，因而其规模和效率低下。但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其运输费用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单一种植某种作物可能会有利可图，于是专业化种植就会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经济的自然属性（源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较大）是其产业弱质的根源，但农业中因分工而出现的协调费用之大，远超过工业分工与专业化带来的交易费用（可能的原因是工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较弱），也是其原因之一。因此，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并非人们的偏好、收入或生产条件的变化，而是工业中的分工演进速度快于农业，这样农业就只有从工业部门间接进口分工（技术进步和产业资本的进入）带来的好处。
    二、迂回生产链长度的增加能提高消费——生产者的真实收入水平
    交易效率的改善是促使自然经济与专业化经济形态转变的内在原因。当交易效率得到改进时，分工会发生演进，随之会出现更多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这就意味着迂回生产链条开始生长，因而消费——生产者一方面能更高效率地生产产品，另一方面也能获得消费多样化的好处，即消费——生产者真实收入水平提高，（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供给、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而市场则是分工演进的结果）。这个过程可用数学表达式说明如下：
    假设对于所有消费——生产者只有时间禀赋约束，在其有限的时间里所能生产的产品只受其所掌握的知识的限制，而知识直接由分工水平决定，于是其生产函数和时间约束为：
    xi+xsi=laxi，yi+ysi=layi，lxi+lyi=L
    下标指消费——生产者；xi、yi是自给自足的两种消费品数量；xsi、ysi是售出的两种产品数量；lxi、lyi是指用来生产x、y两种产品的时间，进一步定义专业化水平为消费——生产者在生产一种产品时所用的时间份额。
    令Xi＝（xi+xsi）/lxi表示i生产x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同理，令Yi=（yi+ysi）/lyi，令Lji=lji/L表示i生产产品j的专业化水平，这样将一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表示为一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函数：
    Xi=Lα-1Lα-1xi，Yi=Lα-1Lα-1xi，LXi+LXi=1
    若α>1，则显示专业化经济，α<1，则相反；α＝1时，显示专业化报酬恒定。由于存在交易费用，设交易费用系数为1-k，则消费——生产者实际能得到的消费量为kxd和kyd。考虑到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在替代弹性恒定的前提下，其效用函数设为：
    u=[（x+kxd）ρ +（y+kyd）ρ]1/ρ
    这样生产系统在自给自足uz和分工uf时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即其效用水平）：
    uz=2（1-aρ）/ρ，uf=k[1+kρ/（ρ-1）]（1-ρ）/ρ
    可以证明，当且仅当k>[2（1-aρ） / （1-ρ）-1]（1-ρ）/ρ时，分工是演进的均衡结果，且伴随人均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②。
三、分工与专业化的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
    消费——生产者的自利动机是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产生及演进的根本动力，也是分工带来的真实收入的增量与交易费用折衷的结果。在复杂系统理论的范畴内，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现象无处不在。在经济系统演进的起点阶段——自然经济时期，由于熟能生巧而缓慢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产品的剩余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交换、以致贸易的产生，经济活动参与者因此而获得了比自然经济时期更多的真实收入（用效用函数表示）。于是分工演进与真实收入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动态机制；分工的产生缘于对提高真实收入水平的追求，而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分工的加速演进，这种现象正是系统论范畴内的正反馈效应，也是经济报酬递增的根源。自我组织的经济系统能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使分工的微小演进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扩大和发展，而不是趋于消失。经济体因而获得了从简单到复杂的系统结构及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构成要素。总之，经济系统一旦形成，就在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自我组织系统。而分工与专业化是系统自组织的序贯结果。但自利动机仍是系统自组织最基本的动力源泉。
    影响分工与专业化演进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交易效率，两者存在较强的正相关。交易效率高则意味着单位时间内交易成功的次数较多，主要原因是交易费用的下降或因交易所得的增量远大于交易费用。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是因交易而产生的非生产性支出，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因而称为“内生产交易费用”。Worth和Thomas（1990）曾提出过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的区别。后者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在决策之前这些费用是确定的。如商品运输过程中所耗资源是一种直接的外生交易费用，而用于生产运输、通讯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计算机、信用卡等）则是一种间接外生交易费用；前者是经济主体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内交易费用。广义内生产交易费用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做出决策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产交易费用是市场均衡同帕雷托最优之间的差值，暗含着为了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带来的经济增量，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得到更多的份额而不惜减少其贸易伙伴的所得，这样使资源配置产生了背离Pareto最优的歪曲。
    分析交易费用的来源及构成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与创新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分工的演进和国民财富的增加。虽然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制度是经济系统在分工与专业化演进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也是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宏观层次的制度安排能否被系统外的政府所接受，要视各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结果，且制度的执行也是有成本的。因此只有当制度运行的成本及相关费用小于分工所得时，新的制度才能被实施。从长期来看，这种博弈的序贯均衡乃是制度变迁的路径。而在微观层次的制度设计与创新方面，各经济主体在降低因机会主义对策行为而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如在面对道德风险时设计较好的激励机制、剩余权的有效安排等均可较大程度地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总之，制度（包括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设计与创新是分工与专业化演进的动力源之一，因为有效的制度安排能直接或间接地节省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其最终结果是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数量的增加，从而提高人均的真实收入水平和国家的财富总量。
    四、农村地区专业化经济发展的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农户可以选择专业化生产策略以实现其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农户家庭专业化生产策略的事实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农户专业化知识的储备和与专业化生产相适宜的经济制度。前者是专业化生产策略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而后者则是专业化策略实现的辅助条件。
    对农户家庭而言，专业化生产知识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技术。一般而言，专业化技术的选择和使用，与农户生产经营现状有关，也与相关农业技术的信息及其使用效果的了解程度有关（源于农民对新技术的审慎心态），当然更为根本的是与农民掌握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密切相关，从而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便成为了影响农民专业化生产技术的选择和使用的关键要素。因而为了提高现代农业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实际中的使用比例，为农民增收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特别需要在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投入的同时，适当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的规模，以增加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使之具备使用新的专业化知识的能力，从而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其收入水平。从现代农业技术的来源和渠道来看，虽然农民可以通过生产实践获取一定的专业化技能和经验，但现代农业技术研发的高投入性和长周期性等特征来看，使得各农业科研院所及大型农业企业成为唯一的技术来源，于是农业技术的扩散渠道及其效率成为农民生产技术获取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我国现阶段农业技术的扩散渠道来看，农民获取新技术的途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大型农业企业以“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以及各种农民合作社组织等。在技术扩散的空间分布方面，东部地区的农业技术传播以农业企业为主；中部地区同时兼有政府和企业两种传播途径，分散农户主要从当地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取，数量较少的农户进入“公司＋农户”组织形式获取；而西部地区的传统农业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因而农户获取新技术的途径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农技站。总体而言，为了使农户能够快速有效地获取所需要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传统农业地区要进一步强化政府渠道的技术传播功能，同时要在提高农业技术推广基层人员素质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推广人员的数量，以改善农技站的网点分布和传播效率；在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应以市场化的组织渠道作为新技术扩散的主要形式，考虑到技术扩散的外部性现象，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在维持技术交易市场秩序的前提下，有效地提供辅助性的公共服务，增加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引导农业企业的科研活动并使之与国家的农业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事，虽然农民具备了接受新的农业专业化生产技术的能力，不同层次的农业技术扩散渠道的运转也有效率，但如果没有可以传播的实用技术，要想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农业技术研发的成果及其投入量决定了进入农业技术扩散网络的技术总量及其实用程度，也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这就要求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许可的范围内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在了解我国农业生产技术需要的基础上，增加实用技术的供给总量。考虑到农业技术研发的外部性，特别需要在与农业生产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技术研究方面强化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力度，至于基础技术研究成果的转化，虽然部分可以借助于农业企业的自利性动机来完成，但更多的还是要借助于政府资源。只有经过农业技术研发部门的成果转化，才能最终进入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一般而言，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政府部门自然就是农业技术的供给主体，而农业企业在技术扩散中之时起到辅助性作用。
    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农户进行专业化生产决策的主要内容。在已经具备专业化知识的前提下，是否存在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制度安排就成为了非常关键的要素，事实上涉及到农户家庭专业化生产成果能否实现，从而与农民增收密切相关。所谓农产品交易费用，是指农户家庭从使用专业化生产技术完成农产品的生产开始，一直到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为止的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总和。所以影响农产品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包括农产品运输及仓储成本、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交易中介服务效率等方面。不可否认，影响农产品交易费用的因素事实上都与政府的经济职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政府农村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政府农村经济职能的目的就在于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以此鼓励现代农业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使用比重，并服务于农民增收之目的。
    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来看，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是建设的重点，而其中的农村道路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是重中之重，是实现“生产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一方面，农村道路的建设可以使得农产品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成为可能，而且可以有效地减少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不必要的仓储成本；另一方面，“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建设还可以缩减农产品的运输时间，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培育农民自己的农产品销售中介组织，从而有可能不出家门，农户就可以实现农产品的销售。至于已经基本上完成的“村村通”工程，则可以让农户及时了解农产品市场需求信息及其价格变化，以便为农产品的顺利销售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通过促进农村地区专业化经济的发展，以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必须为农户家庭提供必要的专业化生产技术，其次是与技术水平相适宜的制度安排，以利于农户家庭生产成果的价值实现。
    五、简要的结论
    农民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而考察技术变迁的路径可以发现，往往局限于某一特定知识范围的技术进步更容易实现，报酬递增的技术经济效果也更为明显，这就意味着专业化知识（技术）更新换代的频率更快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与这种专业化技术的使用及其成果的价值实现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农户家庭有可能无法进行专业化生产。因此，为了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性增加，政府涉农职能部门既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适当增加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以提高农民接受新的专业化技术的能力，又要增加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以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技术，同时改善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农村经济政策的目标要集中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高，以便为农村地区的专业化生产提供必要而有效的制度环境，从而可以借助于技术进步来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
    注释：
    ①所谓角点解，是相对于内点解而言的，是指个体在进行最优决策时，在影响最优决策的变量中，将某个变量尽可能取最大或最小的值，而内点解的取值则在某个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
    ②详细的证明过程可参见《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杨小凯、黄有光，1999）一书的第36～47页。
    参考文献：
    [1][澳]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澳]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金盛光。农村经济探索[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08～516.
    [4]杨明洪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演进：一种基于内生产交易费用的理论理解。中国农业经济[J].2002（10）：11～15.
    （作者简介：杨新华（1969-），男，湖北监利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任教于广东海洋大学资源与环境系，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尝试基于演化的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研究，寻找一种新的可能的经济分析方法。）

作者：杨新华 倪民军 来源：《管理观察》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