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左右，在甘肃农村没有医保的年代，同姓30多岁族叔因心肺疾病去世。到今天，20年过去了，记忆已经有些许模糊了，但依然记得他一个人默默的去看病，一次次又失望的回来。颠簸的乡村道路，唯一的交通车还是“金蛙”三轮车，他当时不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因为缺钱，没有医疗保障，到最后却只能在家里默默地等着死去，留着妻子和比我大两岁左右的女儿承受一切。
2002年左右，依然在同样的村庄，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次是自己的亲二叔。依然记得，爸爸带着二叔多次去县里求医，每次都是早上去，晚上回，听说也是心肺衰竭却因为穷而没有住一天院。最后，二叔只能躺在炕上等死。每天上下学都要跑奶奶家去看二叔，把舍不得花掉的每分钱攒起来，凑个一毛就可以给二叔买袋汽水，喂给他喝。最后在最热的夏天，二叔没能挺过来，走了。留下了二婶和大姐姐。
翻过了年，来到了2003年，这一年非典肆虐祖国，离我们很远，但村里依然连续走了好多40-50多岁左右的壮年。邻居家的大辈分婆婆，50岁左右，儿子在读大学，她自杀了。她得了癌症，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服毒自杀。
这样的事故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偏远的农村上演了多少次，每个事故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2003年前后，国家推出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简称“新农合”。不知道是因为上初中学业太忙还是新农合真的起作用了，这样的故事至我上大学后一直都没再听说过了，心里一片欣慰。
2014年左右，姐姐家里传来噩耗，她公公因为胃癌去世。姐姐和姐夫一直带着他积极求医，知道是晚期后他竟然主动放弃治疗了。甚至在得知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竟然拒绝住进主房（北方农村朝南坐北的房子），自己一个人睡在搭的偏棚子里，疼痛难忍的时候甚至疼的大叫。就这样，他可能想着给子女减轻负担，却不知给自己感情与精神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这件事，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是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执行，宣传以及最后的报销（很多的农民因为不识字，不知道怎么报销，而不去就医，甚至在家里等着死去）。
2020年的今天，7月1日，再次拜读马超老师“补偿原则下的城乡医疗服务利用机会不平等”有感而发，纪念那些没有人在乎的无名之辈，希望今天的祖国，是真正的人人都能“病有所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