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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4
弗·伊·列宁
———
论粮食税
(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注94}
(19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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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5月由国家出版社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05—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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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1卷第19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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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引言
    粮食税问题在现时引起了特别多的注意、讨论和争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确实是当前情况下我们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讨论稍微有些混乱。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我们都犯有这种毛病。所以,如果不从这个问题的“眼前最惹人注目的”方面,而从它的一般原则方面来加以考察,那将更为有益。换句话说:就是要看一看我们现时正在勾画当前政策中某些实际措施的那幅图画的整个基本背景。
    为了作这样的尝试,我想从我那本《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的小册子中,摘引一大段话。这本小册子在1918年曾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过,内容包括:第一,[第192页]登在1918年3月11日报上的谈布列斯特和约的文章,第二,1918年5月5日登载的与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论战的文章。论战部分现在已用不着,所以我把它删掉,只留下了有关“国家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我国现时经济的基本成分的论断。
    当时我这样写道:
        关于俄国现时经济
   (摘自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有人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 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第195页]迥然不同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第196页]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法国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第197页]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第198页]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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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5 06:48:23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争费唇舌的。[第199页]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象卡列林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第200页]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
    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注95}和《前进报》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第201页]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页和第219页。——编者注]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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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5 06:48:57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第202页]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
    ……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具体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第203页]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给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第204页]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注96}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韧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第205页]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来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28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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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5 06:49:40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上面所引的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仍然和从前一样。农民中的“贫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中农。因此,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强了。而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我国的经济破坏,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无产阶级。加之,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例如农民用马匹运输我们的主要燃料木柴的工作就受到了影响。[第206页]
    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呢?
    因为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些想不经过这种办法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代表,实际上只会成为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帮凶。这是因为不经过这种办法,就无异是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就无异是为了工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专政的利益,牺牲工农为反对地主、资本家而结成的联盟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在争取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利益。
    总之,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第207页]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关于这点,现在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所以不正确,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不深入研究过渡的实质,不自问一下,究竟这一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照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为了批驳这种错误看法,我不得不引用我在1918年5月说过的话。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
    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支持我国的剥削者)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第208页]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我国的经济破坏至今还十分严重,战争(昨天已经进行过,由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恶毒,明天还可能爆发)所造成的负担还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我们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我们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才实行粮食税,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来说)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
    同时还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一点:贫困和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竟使我们不能立刻恢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大工业中心有大量粮食和燃料的储备,必须以新机器代替破旧机器,等等。根据经验,我们深信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知道,经过这场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甚至连最富裕和最先进的国家,也要在一定的、相当长的年限内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
    这样,结果又会怎样呢?
    结果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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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5 06:49:56
试问,有必要这样做吗?能够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吗?这样做不[第209页]危险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这些问题多半只能暴露出提这些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说得轻一点)。
    请看我在1918年5月是怎样确定我国经济现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组成部分)的。从宗法式的即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这五种结构、五个层次(或者说组成部分)都是存在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至少在全国电气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来的。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第210页]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
    当然能够。我在1918年5月就反复论证过这一点,并且我相信在1918年5月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当时我还证明说,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可能明确地想到,在我们苏维埃体系内,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将是怎样的,而且可能是怎样的。
    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租让。现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一致认为租让是必要[第211页]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考虑过租让有什么意义。就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100个油田、矿山和林区。我们不能全部开发,因为我们的机器、粮食和运输工具都不够。由于同样原因,已经开发的产区我们工作得也不好。正由于大企业的开发工作做得不好、不充分,因此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在各方面都猖獗起来:附近的(以至整个的)农民经济遭到削弱,它的生产力受到破坏,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愈来愈不信任,盗窃公共财物的现象时常发生,小规模的(但是最危险的)投机倒把活动大量出现,等等。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以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第212页]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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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5 06:50:35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斌”,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在租让方面,任务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这方面困难无疑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困难,与社会革命的其他任务比较,尤其是与发展、推行、培植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较,还是极其微小的。
    由于要实行粮食税,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租让”(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策的原则和原理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
    拿合作社来说吧。粮食税法令立即引起了对合作社条例的修改和合作社“自由”与权利的一定的扩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因此它使我国政权在实践上遇到的困难更多。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第213页]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
    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
    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租让和合作社比较一下。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租让在每一份租让合同中,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辛迪加,一个卡特尔,一个托拉斯。合作社则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租让容许有、甚至要求有确切的合同和确切的期限。合作社则既不能有十分确切的合同,也不能有十分确切的期限。撤销合作社法令,要比解除租让合同容易得多,但中断租让合同就意味着一下子干脆地立即与资本家断绝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而撤销合作社法令也好[第214页]颁布任何法令也好,都不仅不能一下子就中断苏维埃政权与小资本家的实际“共居”关系,而且根本不能断绝实际的经济关系。“监视”承租人容易,“监视”合作社工作者困难。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租让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的相比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再拿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来说。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后两种形式,我们根本没有人谈过,根本没有人想过,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又强又聪明,而是由于我们又弱又愚蠢。我们害怕正视“卑微的真理”,往往受“令人鼓舞的谎言”{注97}所摆布。我们经常爱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个“我们”究竟是指谁。我在1918年5月5日的文章中列举的我国经济中社会经济的一切——一切,绝无例外—— 组成部分,一切不同的结构,必须予以重视,务必使这一清楚的概念不致被遗忘。“我们”,无[第215页]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
    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注98}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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