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下这个问题进一步表明：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中，按说哈维尔似乎更容易为被
称之为"新左派"的人们所认同，他的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他始终没有放弃的"左派"的精
神。但实际上他却更为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人们所认同。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
耐人寻味的。

　　

　　　　从历史上看，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传统深厚悠久的国家。1948年
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自由选举，将政权和平地交到共产党手中。处于时代的气氛之中并从
中汲取成长所需要的营养，是每个年轻人的必修课，哪怕他本人处于某种被排斥的边缘
状态。这种情况和我们当中许多人经历的何其相似：背叛资产阶级父母作为自己的成年
礼。"我一直是个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人，而且无疑在我父母最困难的时期（50年代）深
深地伤害了他们（好在只是从言词上）。 ""看起来很奇怪，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不信
--我的资产阶级背景在我心中唤醒了（或更确切地说，加强了）一种社会情感和反抗情
绪--对于不应得的优越条件、不公平的社会藩篱、由于出身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高于他人
的地位以及任何有辱人类尊严的东西。"⑤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到了后来
，到了历史把哈维尔置于直接面对所处社会极权主义制度的斗争中，与这个极权主义发
生正面冲突时，他仍然十分尊重自己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继承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成果。
在有关社会主义的任何一次表达时，他都显示了足够的保留和敬意，就像同时侧着身保
护它们一样。更准确地说，在他批判所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时，始终是把它放在欧洲资
本主义的语境当中，他所站立的那个批判的精神立场，不仅适合于后期极权社会，同样
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相关联--他立足于、分享着对于这两者同时批判的共同底线。

　　

　　　　1975年，哈维尔写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是继68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后，
所表达的与那个政权公开的和最重要的决裂。在信寄出两个星期后，他在自己乡间的居
所回答记者伊希??列戴莱尔采访时，仍然自诩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同时他也
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做了清晰的区分，尤其是指出共产主义实践如何令某
种理想走了样。他说："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从共产主义中学到
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此，自然地，我从来没有加入捷克斯
洛伐克共产党。我从来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改革的意识形态，这也许是这
个世界对我来说，显得比对共产主义来说复杂和神秘一千倍。关于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
世界的情感--除了他们马上要掌握的--对我来说是陌生、异在的。他们也许正确地认识
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十分夸大了这种认识。更进一步，他们在实践中令这种认识走
了样，因而变成从他们自身异化。"⑥

　　

　　　　也正是在这封长信中，哈维尔描述了后期极权社会中，当权者如何制造和利用
恐惧，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仅仅是对于消费品的兴趣，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
的水平"。一方面是人们消费热情的高涨，另一方面是人们屈服于自己道德水平的下降，
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压抑和屈服于自己的屈服。这样的批评不能不说是同样适合于资本
主义的某些方面："希望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
害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
杂操纵的顺从工具。"⑦其中提到的"消费品社会"、"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正是批判所谓
"资本主义"的用语。

　　

　　　　他1978年写下的重要长文《无权者的权力》中，进一步将当时捷克社会所发生
的情况，放到屈服于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全球性语境中去，将后期极权社会与现代西
方正在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和进行类比。其中暗含的一个前提是：在捷克发生的事情是
得到捷克之外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样也是消费品世界某种潜在的鼓励的，它甚至像是对
于西方邻居的"讽刺模仿"，由它所暴露的危机是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的，因而它的存在也
是对西方社会提出的某种警告。"更为概括地说，后极权社会建立在独裁专制和消费社会
之间历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础之上。对于谎言的普遍适应和社会自动总体轻而易举的渗
透，难道不是和着眼于消费的人们普遍不愿为了精神和道德的完整而牺牲物质实惠相联
系？和他们面临世俗诱惑而放弃更高的价值相联系？和他们易于受大众的冷漠所影响有
关？说到底，在后极权制度中，这种灰色空间的生活难道不正是现代生活一幅夸张的讽
刺漫画？而我们不正是处于一种警告西方的立场上，揭露着它的一种潜在的趋势（尽管
以文明的外在尺度来衡量，我们远在它之后？）"⑧

　　

　　　　将消费犬儒主义的捷克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对照，表明哈维尔始终保持和
来自西方的批判精神进行对话，比较起来，处于中欧那么一个位置，哈维尔他们更容易
和西方活生生的思想（包括各种马克思主义者）面对面地切磋。但明显可以看出，渐渐
地，哈维尔对某些纠缠于概念的东西感到不耐烦，感到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包
括它们的媒体，总不免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简单地纳入一种现成的范畴。"深陷于自己那
套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中的西方媒体，或许会将方法说成是太过拘泥法规、太过冒险、修
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共产主义、或太左太右。然而我们对此不感兴趣。"⑨198
5年他写下两个重要的文本《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由于考虑到概念的东西
太不能说明问题，他准备正式放弃"社会主义"这个称呼，同时放弃的还有它的对立面"资
本主义"。"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⑩
（"复辟资本主义"仅仅是当时的官方批判他的用语。）他不无感叹地说："在我的一生中
，我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承认，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
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彻底意识形态制度中的人远为甚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
。某种观点立场或某个人是极左还是极右，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
中的左派，好像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
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
事实。"{11}"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大声叫道："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
一种上个世纪深渊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
念，早已变味了。"{12}

　　

　　　　罗永生先生在《哈维尔的"政治"》一文中写道："冷战的语言、冷战的思维的确
很难把哈维尔定位。"{13}此言甚当。在他提出他所处的极权社会由不露面的匿名权力所
操纵的时候，他同时认为这种"匿名游戏"（非个人化的权力游戏）也发生在西方：就极
权主义本身而言，"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
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他甚至用了"全球极权主义"这个词 (globa
ltotalitarianism）{14}。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他说出他的那句名言：一个东方的官僚
和一个西方的经理差不多。原话是这样的："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起码的但
却是全球化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
点上的区别，这完全是不重要的。"{15}在他提出"后极权社会"的同时，他又提出一个相
应的"'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tic"system)的概念，同样用来说明整个现代文明
所缺少的那个维度--生活和人道的精神。

　　

　　　　事情还没有完。爱好概念是人类难以改变的思维惰性。哈维尔还得一次又一次
地解释放弃这些概念的原因和即使放弃这个概念也决不放弃的某些实质性的东西。1986
年，在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谈话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谈到这个问题
，包括对他本人所创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这段话对理解了解他整个的思想、
立场有很大的意义。

　　

　　　　"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向来反感那些过分固定的、因而从语义
上讲也就失去意义的范畴，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们把思想僵化在固
定概念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生活越远。我在文章中不时地使用我自己的创造
的概念，如'后极权主义'、'反政治的政治'等，但这些只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个
具体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气氛中，为了某个具体的表达对象或某篇文章；我从未感到必须
要重复使用它们。它们服务于具体情境中的语义目的，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简言之，我
不再称呼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我的政治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即使
我仍然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则、
理论或意识形态，或定位在改造世界体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
个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是一个佩劳特卡、切
尔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说到底，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期
-- 一个站在受压迫和受屈辱人们（即不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
义者，每一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世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
公正以及贬损人、令其服务于他人的人们，都把自己称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曾经是这
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我不
再使用这个词来表述我的立场。"{16}

　从这段话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哈维尔实际上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个结论
？错了！那么是否得出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结论？也错了！那么他是一个"自由主
义者"吗？说这话的人肯定是疯了！那么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请问"不是一个自由主
义者"是什么意思？这么说，他是一个"新左派 "？哪来的这个词！在起码的自由民主的
平台没有搭建起来之前，在由人人共享的政治平等、经济自主、言论自由的底线没有完
全建立之前，"新左派"这个词提供的东西与它所丢失的东西一样多，甚至还要多。因为
那样基本的"平台"和"底线"是为人人所分享的，包括任何"左派"、"右派"、"中左"、"中
右"、"偏左"、"偏右"、疯子艺术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磨剪刀的和锵菜刀的，当然
也是需要他们所有人合力共建和共同维护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主义者 "的提
法也不充分。比如一个认同哈维尔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只是更表明他
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罢了。）天哪，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完全是单向度的思维！摆
脱这种喜欢"归结"而不是将问题进一步向前发展、生发的习惯。如果是以人划线、以个
人关系的亲疏做出理论立场的选择，那就更糟糕，还叫什么批判的、思想开放的知识分
子？!我曾经表达过，在中-东欧这个地区，由于处境的复杂和悖谬，所有能够提出的话
题都不能不是脆弱的和易受攻击的，因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所有不同时期积累起来的
问题堆积到一块，它们互相缠绕、自相缠绕，立足难稳，真伪莫辨。然而尽管这样，还
是有一些基本线索可以追寻，有一些基本界限足够可以划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
，哈维尔处于所有这些"主义"之内，分享它们的某一部分，因为他分享了所有这些主义
共同需要的那个底线或平台。比这更进一步，他与这个底线的关系体现在本人甚至以生
命为代价来致力于这个底线的建立，你不做出贡献怎么可以来享用它们？

　　

　　　　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哈维尔不忘记把问题限制在自己主要的批判对象上
面，决不因为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西方，或发生在全球范围之内，就回避了自己社会的
主要问题，或以全球性问题的某个侧面来取代本国的问题--在哈维尔所处后极权社会的
消费主义背后，是人们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恐惧，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是一手遮
天、专横任意的胡萨克政权。在批判共产主义面孔下的极权主义时，哈维尔不止一次地
用了"预支未来"这样的字样，即目前不具备某个条件而提前享用它。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的某些讨论也象是对于尚未到来的起码的自由民主的"预支"：还没有登上自由的列车
，或在想象中顺便搭上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辆列车（套用那个著名的句式即"让少数人
先自由起来"），就可以把问题调换掉，将中国目前最大的障碍变成一个更和全球性相关
而不是和这片土地相关，误认他乡做故乡。这就不难理解当哈维尔刚刚谈到"后民主"这
个概念时，还没来得及发挥，他就马上加以限制："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
展。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自身异化和脱节。"{
17}

　　

　　　　后来的事情完全在情理之中。在他当总统之后，他的某种"偏左"立场才进一步
显示出来。他与克劳斯的争论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在写于 1991年的那篇《我相信什么
》一文中他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说过我自以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
，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的经济理念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
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是想暗示--如人们所说--我的心长得偏左了点。与其说我在表
达任何具体的信念，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
定势的倾向，以及对于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于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18}当然，同时
他又不忘了说："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一些，但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是市场经济……这是
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着
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体现
了生活自身的性质。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
，它不可能被计划和控制。"{19}

三

　　　　兹泽克的文章中写到这回为哈维尔做传的约翰??多恩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哈维
尔"，这个人有着一些完全是不可靠的习惯：嗜好法国妆饰、睡得很晚、爱听摇滚乐，以
及他的"生活作风"也不严谨，最后一次出狱后的前几个星期，他是和一个情人度过的。
但所有这些"远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受到玷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功绩显得具
体可感"，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看似可恶的缺点也许正是他闪光的优点和令人感
到可信的原因。不管我们当中不同的人们怎么看待这些事，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哈维
尔远非圣徒。他从来也没拿圣徒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敢说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
也没有拿这个口是心非地要求别人。在一次回答"你和奥尔嘉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时，他
坦率地承认：上帝宽恕我的罪行肯定不止一种。撇开这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不谈，作为一
个后来成为一国之首的公众人物，他的面貌如何？他的思想如何？许多情况同样超出了
国内不管是赞同还是力图贬低哈维尔的人的想象。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曾经向捷克
人问起："哈维尔给他的前任胡萨克写那封长信时，看上去是一个充满愚蠢的、不着边际
的、完全不懂实际生活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堂??吉珂德式的。是否有许多人认为他不
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便是一个傻瓜？"这种大运是怎么叫他撞上的？而这样的一个人在美国
，比一个企图竞选的歌星球星更不可能当选。罗斯说得有道理。包括哈维尔其他的那些
文章，按任何一种专业政治学的观点看，都可能是外行的、难以归类的、不着边际和不
值得加以认真对待的。他自己也经常声称自己缺少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政
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那么他对于我们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

首先需要拎清的是哈维尔不属于任何一种特殊利益的集团，连知识分子精英团
体都不是。他的名为《知识分子的责任》那篇文章是1995年的一次演说词，其中也只是
谈到知识分子是一些"有远见的人"。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以前的文章中，他很少用"知
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他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
和由这个身份而产生的什么什么。看起来他对这个身份满不在乎。他不以此自居。当然
不止是哈维尔，和他一起做事情的朋友们也都持这种态度。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
文中谈到这个城市所具有的悖谬时说：她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和相当有数量的
文化名人而骄傲，而同时很少有地方像这里的人们这样轻视学问的，在别处她直接将此
表达为"厌恶精英"。这完全不难理解：如果这个城市的某些街道在一个世纪内就被改了
好几次名称，她再三处于被践踏的悲惨状态之中，她所蒙受的耻辱也是生活在
这个城市的所有人蒙受的，她所遭受伤害也是任何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所遭受的，那么
，个人本领再大、学问再深，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夸耀的，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得他能
够高居于他的其他民族同胞之上。怎么可能全民族是蒙羞的而他个人是光荣的？全民族
是灾难深重的而唯独他像一颗闪亮的明星一样高挂在天上？那些落在他邻居头上的不幸
难道不同样落在他的头上？那些打在老百姓屁股上的板子难道不碰到他的臀部？子弹或
坦克不打穿他的头脑和压碎他的身体？程映虹文章《自由的不能承受之轻》{20}中提到
的那部年轻的电影学院学生拍摄的短片中的情况所言正是：一对夫妇正在OX，忽然来
了一个陌生人，赶也赶不走，于是敲开邻居的门求救，发现所有的人家都来了这样讨厌
的、赶不走的陌生人。这部"影射 "苏军入侵的影片当时遭到禁演，这是自然的。人们感
到伤害自己的东西也正在伤害他的邻居，同样，伤害他的邻居的东西也正在伤害着他本
人，于其中无人能够幸免。在这样的社会中，何来这个"著名"、那个"知名"地迎来送往
！何来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风貌及其使命！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人在自己
的专业领域中的确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更不否认专业领域中工作的重要性，这里仅仅是
说，这样的"积分"并不带到这个人在公共事务的活动中去，他在那里所从事的工作和身
份仅仅同所有人一样，对剧作家哈维尔来说是重要的或难以忍受的，对一个看大门的普
通人同样地重要或难以忍受。顺便地说，事情会不会是这样：在自己的专业上越踏实、
越沉得住气的人，在进入公共事务活动时，也越踏实和沉得住气。因为他在自己专业领
域的活动中，在面对和处理专业工作的全部细节时，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作伦理和做人的
伦理。有评论家说，即使哈维尔没有做后来的那些事，作为一个剧作家他也仍然完全成
立和享誉世界。而当哈维尔跳出自己剧作家的专业范围来谈问题和做事情时，他便把自
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中去，取的是和所有其他人、包括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普遍分
享的立场。哈维尔本人在文章中也爱用那位年轻捷克人电影镜头中所取的一个小词："邻
居"（neighbours),这指的是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的活生生的人们。

"生活在真实中"当然不可从字面上来理解，尤其不可把它放到私人生活中当作
一个僵硬的尺度。哈维尔绝无那种意思。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
，关于托马斯不给儿子和编辑带来的请愿书上签名那一段，是对于消极自由的捍卫因而
是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的；但当他用萨宾娜的嘴说出" 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的秘密但
一点也不感到难受的原因，相反，这样做才使得她生活在真实之中"时，即使是黑色幽默
，也显得轻佻了一些。他当然知道自己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同胞哈维尔说的什么意思。
这句话实际上指向人们普遍的一种生存状态：与后极权制度之间的"心照不宣"的共谋关
系。这种制度到后来完全丧失了它早先具有的任何理想色彩，它之所以得到维持，除了
依靠赤裸裸的专横、蛮横，靠的是表面上一层薄薄的面纱，即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及种
种仪式。谁也不去主动揭穿它们，甚至谁也不去认真对待（政权也决不希望人们认真对
待），人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嘴巴上讲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每个成年人的
生活都在这两个层面同时开展：一方面口是心非地做着那种意识形态的游戏，另一方面
接受来自政权的公开的贿赂（完全是有条件的）--种种实惠即既得利益。每个人自己那
么去做，他实际上也在要求大家都这么做，都来配合这种虚假的游戏，共同造就那种"普
遍的常规"。不同阶层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层次。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捱下
去，人们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们同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人都得忍受他道德上
、精神上的被阉割，忍受自己的种种虚伪、伪善像个活生生的小丑和小人，忍受自己的
忍受和接受实际上是如履薄冰的脆弱的生存处境。由此个人被编织进一个哈维尔称之为
"自动的社会总体"，成为它的工具，每个人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支持者。而如果
事情反过来：水果商不再悬挂那种莫名其妙的标语，人们不再参与那些虚假的仪式（如
选举之类），幕后的真相就暴露了出来，他们个人所面临的威胁暴露了这个政权缺乏合
法性这样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因此，"生活在真实中"在后极权社会里，它同时提供了
这样几个方面的维度：一、存在论方面的维度，使人返回到他自己的内在真实之中；二
、认识的维度，如其所是地揭示现实；三、道德的维度，给他人树起一个榜样四、政治
的维度。哈维尔尤其强调最后一点的重要性，"生活在真实中"这个命题完全具有潜在的
政治含义--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假如这个社会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生活
在真实之中是对它的根本威胁。"{21}

　　

　　　　稍微考察哈维尔这个思想的来源，不难看出其中有着存在论的深深痕迹，也可
以看作他本人艺术家背景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不赞同这样看问题的视角，认为将这些
东西用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从他的出发点开始，后来却完全通
向实际生活、通向对于社会现实和个人现实整体的、富有穿透力的描述，对此我们不能
说他的思想仅仅是"外行"和"浅薄"的。任何人从任何理论出发，只要是达到了对于所处
社会富有洞见因而是富有原创性的揭示，都是极为可贵和值得欢迎的。怕就怕那些声称
是在揭示社会本质的某个方面，但却在这种"揭示"中，更深地将人们所处现实掩埋（用
存在论的话说即"遮蔽"）起来的高论。出于学术上的抱负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要谈论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仅仅是"二手"的理论上，完全忽视自己周围有名有
姓"邻居"们的存在和他们对于生活的实际感受。

　　

　　　　这样，被称之为"社会对抗"的就不是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在代表不同的经济
力量或政治利益的人们之间展开，而是在谎言/真实之间、权力/ 良心之间、人的尊严/
忍受屈辱之间、生活的多元、多样化目标/压制力量的专横意志之间进行。反抗的力量就
不是传统政治中的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而是来自于" 生活"本身的多元、多样化的要求，
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从最初，这种冲突就不是在实际权力工具的组织化层面上
开始，而是产生于人的意识和人的良知，人的存在的层面。……因此，它的力量不在于
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团体，而是遍布于整个社会，包括官方权力结构的潜在力量。因此
这种力量并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敌人供养的百万雄师--有那些生活在谎言
中的人，终于在某一刻（至少在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出于真实的力量而揭竿而起"。{
22}并非出于政治目的和直接发生在政治层面，哈维尔又起用了一个"暂时的"概念："政
治之前"（pre－political）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对于生活有真诚愿望的人，哪
怕是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真正的热情和积极性的人，都有可能和这个体制发生冲突。哈维
尔谈到的一个例子是当他失去了剧作家的工作在一个啤酒厂打工，他的顶头上司S君是个
酿啤酒的高手，一心一意想把啤酒酿好，而对啤酒一窍不通的该厂领导却不想这么干，
结果这个人因为自己的工作热情得罪了某些人的 "自尊心"，最终他也成了一个"持不同
政见者"(dissident），被推向体制的反面。针对主要是由西方媒体上体现出来的误解，
哈维尔指出，"反对派 "(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样的概念都
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和周围环境真相的人。
"反对派"起码得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吧，但比如聚集在"77宪章"旗帜下的人，他们根本
的目标仅仅想维护宪法，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因此他们的行为也被说成是"低调的
"、"临时的"和"负面的"。）"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是个怎样的情况呢？这个词"
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就像其他正常的职业那样，也存在这么一种特别的怨天
尤人的职业。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者'仅仅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
，一个诗人，他们是一些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的个人，结果发现自己处于与政权的
公开冲突之中。这个冲突不是他们自己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思想、行为或工作的内在
逻辑导致的（这种冲突或多或少是在他们的控制之外发生的）。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
刻意去做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做一个裁缝或铁匠罢了。"{23} 这些人甚
至在做了很久"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眼中这样的人。因为
他们没有决心成为这样的人。甚至"哪怕他们为之献出一天二十四小时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也不是当作一种职业。"因而哈维尔的另一个表达是："反政治的政治"，即不以政治权
力为目标的而仅仅是寻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
出于人们的控制和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途径，是保
护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24}这是超
越任何一种传统政治框架的思路。你可以说它完全不切实际，或者简直是一些"胡言乱语
"，真的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其背后隐藏的前提、它所揭示的人们对于生活和人的尊严及
对于政治的要求，却是十分中肯的。这个可以目之为"书呆子"的人（你要跟他理论，意
味着跟一个"呆子"理论），不过是大声说出邻居们头脑中盘旋的想法罢了。换个立场来
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主义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你看不出一点可以突破的缝
隙，看不出一点现实的可能性，反而会仅仅从纯粹的理想出发，无所顾忌地说出实情。
哈维尔对于他们这些人的处境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深思：只有先沉到井底，然后才能看见
星星。他的这些理想主义的"胡话"可以看作是一个陷入井底的人被迫说出来的。

　　

　　　　努力尝试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生活中去，继而带
到政治中去，无论如何，哈维尔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地平线--它不仅为更多的政治家
所分享，而且为更多的普通人所分享。直到他当总统之后，他仍然一以贯之地说出这样
的疯话，信不信由你："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于的唯一的
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具体的共同体服务，为我们身后的人们服务。根植
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
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产生于
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
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的某处，我将称之为'神
的记忆'- -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神秘秩序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
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
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
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意识到并非
只有自己才知道这些失败。"{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