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甫教授深夜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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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nomad] 于 2006-11-21 11:23:49 加贴在 经济人俱乐部 ↑ 进入supernomad的博客

恒甫教授深夜来电

　　2006年11月19日深夜11点，电话铃响起，“我是邹恒甫，我现在华盛顿。”原来是久违的恒甫教授。熟悉的“湖南普通话”，依旧亢奋的“经济学愤青”语调，仿佛一下子又把我拉回到2005年春节，某个寒冷的冬日，也是恒甫教授一个突然来电，两个多小时的畅聊，从国内经济学界到国内经济学教育，相关的人与事差不多一网打尽。虽然所聊之内容对于中国经济学界颇有意义，但此前听恒甫教授财大演讲之后的记录和感想，如同在平静的池塘扔了一块石头，涟漪宛在，我不想冲击太大，同时也希望诸多问题能有一个沉淀，于是，偷了一个懒。

　　昨夜，又是一个多小时的畅聊，“聊题”依旧，依旧主要是倾听恒甫教授宣泄心中块垒，其间偶作回应。现摘要记之。

　　恒甫教授先说最近与钱颖一教授、丁学良教授等学者关于“中国学术独立”问题的讨论，与此相连的是他发给我的一大堆邮件，是针对某一“公共事务”的评述和两篇文章，经恒甫教授特别授权，向大家呈现其中一些邮件。

Dear Li Jian,

　　My emails with Qian Yingyi, who is also in the academics-business-politics circle. This is so-called vulgar economist in Karl Marx's words.（注：恒甫教授特别强调马克思用“vulgar”的准确含义是“庸俗的”、“流氓无赖的”）

Best wishes,

Heng-fu

Dear Yingyi,

　　I copied these good comments[网友评论]on your advisory committee from cenet.org.cn. I forward these comments to you from Washington, DC:

　　[大学要像个大学的样子，不要变成半个政府机构，否则大学的“独立之精神”从何而来？

　　世界杰出的经管院靠的是世界性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而不是官僚化运作。清华这样的所谓NB也就是靠近权力中心形成的“租金”的一种外在表现，明显过于浮躁。

　　失之不忧，得之也不见得有何喜。] [网友评论]

　　Are we doing business with officials and business men? Are we doing the same things as Fred Hu, Andy Xie, and Zhang Weiying?

Cheers,

Heng-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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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6年10月31日下午在京召开。顾问委员会荣誉主席朱鎔基和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全体参会委员。发改委主任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北京市市长王歧山、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等顾问委员，教育部长周济、学校党委书记陈希、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副校长谢维和等也出席了会见和宴请。

　　清华大学校长、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顾秉林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席，主持下午的会议。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应邀出席并致辞。参加下午会议的顾问委员有：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瑞格·贝瑞特、弗雷曼基金会董事长霍顿·弗雷曼、美国哈里森街投资公司董事长兼创始人克里斯托弗·高尔文、美国史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格雷费尔德、Sony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美国高通公司董事长艾文·雅各布、美国富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爱德华·约翰逊、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慈雷、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斯坦福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约翰·罗伯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阿兰·怀特、沃尔玛百货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斯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日本电信公司董事兼企业顾问立川敬二、清华大学教授及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高盛集团前任总裁兼董事约翰·桑顿、EMC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图斯、清华大学前任校长王大中、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溢达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敏德、清华经管学院第二任院长赵纯均等21位国际著名企业家、学者。

　　会上，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报告了清华经管学院在过去一年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上的重要进展。委员们围绕“如何获得中国经济管理经验”和“师资与学生培养”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现有四十二名成员，包括国际、国内知名大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还有我国政府及经济部门领导人。朱镕基同志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并亲自出席了成立后的第一、二次顾问委员会。美国现任财长亨利·鲍尔森先生是顾问委员会的首任主席（2000年10月-2002年6月），BP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是顾问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顾问委员会成立六年多来，委员们积极为把清华经管学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出谋划策，提出了学院发展战略规划的建议，帮助学院进行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担任学院的讲席/特聘教授，并帮助经管学院建立了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国零售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并资助重要科研项目的开展。（经管学院 供稿 编辑 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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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Yingyi,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us!

　　For history and record, I send you a few poems by our most respected Tsinghua professor, Chen Yin Que (陈寅恪), which I cited when writing an article for the conference in honor of Steven Cheung (张五常) in Shenzhen one year ag

　　每当我翻阅陈岱孙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一书，我不能不赞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将哈佛大学1920年代的博士陈岱孙转变成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陈岱孙的文笔酷似浅显化的马克思和通俗化的黑格尔。他比冯友兰在马克思学术上下的功夫要更艰深。但饱受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文教育的陈岱孙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却缺少顾准和孙冶方的创造。诚然，陈岱孙的著作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而顾准和孙冶方的文章却充满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的诗句的确道出了文化人如冯友兰、陈岱孙、顾准和孙冶方的心境和处境。尽管陈岱孙比冯友兰在思想上要独立得多，我们还必须公正地献给陈岱孙一首陈寅恪的“男旦”（1952年）：

改男造女态全新，

鞠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波衰歇后，

传薪翻是读书人。

　　而对冯友兰曲学阿世之流，陈寅恪有“文章”（1951年）：

八股文章试帖诗，

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学究心私喜，

眉样当年又入时。

　　若陈寅恪九泉之下知道顾准饱尝的饥饿，顾准所著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思考，并因癌症于59岁早逝，陈寅恪大可再輓一次张荫麟（1942年）：

大贾便便腹满腴，

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真鄰丐，

五斗支粮更陨驱。

世变早知原尔尔，

国危安用较区区。

闻君绝笔犹关此，

怀古伤今倂一吁。

　　孙冶方的学问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巅峰，他的思想真可谓“吾侪所学关天 意。”他的死也未尝不是“文化神州丧一身。”陈寅恪用此怀念王国维，我们经济学家不妨如此怀念孙冶方。

I am sure we are not running dogs of officials and business men in China!

Best wishes,

Heng-fu in DC

Dear Li Jian,

　　Qian Yingyi's email reply.

　　Best wishes,

Heng-fu

Dear Heng-fu,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is with me.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Let's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academic world in China a better place.

Best,

Yingyi

Ding Xueliang's assessment:

comrades:

　　working together is not easy, and making it a better place is even harder.

Xld

　　对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一大堆政要和工商界金融界大腕密切联络是否有伤“学术独立”以及这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究竟有何利弊，这是一个公共话题——很有意义的公共话题，我们可以充分地讨论，不必忙于下结论，恒甫教授似乎有些“书生意气”了。但是，对于“中国学术独立”问题，我想，中国学界中人每人都是感同身受，应该颇有感触，也有发言权。我跟恒甫教授讲，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财政问题，可是，我们的学者到底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地透彻地研究“政党财政”、“政党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公共财政的民主度”、“公共财政的公平度”、“公共财政收支的合理规模以及结构”、“公共财政与经济增长和公民福利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是我们的学术真有禁区？还是我们的学者太懒？太胆小太没有气节？或者是太无能？大家都可以放开讨论。但是我们一定要直面它，正视它，而不是象条狗似的逃避。

　　与“学术独立”最直接最紧密关联的也是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财政问题。这是命门。但是在反动如国民党时期甚至北洋军阀时期也是中央政府提供财政，但大学学术却有相对的独立性，西方国家也大体如此。中国现状如何，资源分配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究竟是什么样子，虽然大家感同身受，但是需要详实可靠的实证支持。紧密关联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钱颖一教授等学者一直倾注心血和精力的“比较制度分析”应该可以派上大用场，国外通行的有效的先进做法都有哪些，哪些可以直接借鉴，哪些可以改造后使用，哪些没有办法用，都可以一一陈列出来供大家讨论，供大家研究。执政党不是正在保持先进性要与时俱进么，这才是真正的帮助执政党，帮助执政党干真正利国利民利学术界的大功德！诸葛亮有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何况这是上上之大善。

　　在谈到李稻葵教授感叹“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匿名式的大辩论、大批判之风盛行,压抑了理性言论的空间”并建议“在互联网上进行改革争论时,可以考虑在各主要网站建立改革问题的实名讨论区”认为这“对于促进言论的负责有很大作用”时，恒甫教授很惶惑，他说，“我真搞不懂！大家都知道中国贪官污吏特别多，黑钱特别多，言论自由却一直不多，现在好不容易刚刚有一点点网络自由言论，李稻葵却一面用英文写文章建议中国搞存款匿名制；一面又用中文写文章主张搞网络发言实名制，他李稻葵究竟是什么立场？什么逻辑？” 恒甫教授给我附件了李稻葵教授2004年那篇与白重恩教授、钱颖一教授、王一江教授合写的论文“Commitment, Incentives, and Information: The Case of Anonymous Banking”。论文的摘要如下：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secure property rights. However, government’s coercive power and revenue motivation often lead to policies that destroy entrepreneur incentiv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stitution of anonymous banking in its role of constraining the government and protecting private incentives. A key observation is that, under anonymous banking, the government losses the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 depositors’ identities and thus is forced to tax the deposits by the rich and the poor at the same rat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institution of anonymous banking facilitates credible government commitment and effectively protects the property rights of entrepreneurs when they turn rich. Unlike unofficial economy, anonymous banking does not lead to government revenue loss. The paper interprets China’s post-reform experience with anonymous banking as a credible commitment mechanism against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to secur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关于李稻葵教授对网络辩论的反感、抵触（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建议施行实名制”），我曾即时有过公开的商榷和批评，当然也是发到网络上，不过提前实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拙文“就李稻葵教授两次公开发言如是说”笑读之。不在此赘言。

　　关于自由主义，胡景北教授专门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一位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我们也由此谈到经济学圈中许成钢教授伟大的父亲许良英老先生，以及孤灯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先生。我跟恒甫教授说，其实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林昭，我专门作了一个纪念网站www.linzhao.org，中国的自由史绝对少不了她，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她超过了顾准。

　　谈到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恒甫教授说，他一直对历史和国学很感兴趣，我跟他说，现在国内学习研究宏观经济学大多对历史（尤其重要的当然是经济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对着方程式谈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微观领域则缺乏对行为主体的行为、心理、文化的把握，两方面的缺失都很容易使经济学研究以及学习“空对空”，这是很不好的学风，这一点我也跟田国强教授多次强调过。经济学首先是一门关于真实的人、真实社会的学问，是经世济民之学。曾经笑谈“坐在马桶上也可以研究经济学”的恒甫教授对此表示认同。

　　在谈到上海财经大学的教学改革以及恒甫教授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以及新疆石河子大学所布点的现代经济教育燎原星火，恒甫教授很亢奋。恒甫教授谈到田国强教授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改革中的“圆融”，我感觉，恒甫教授其实是很“嫉妒”田国强教授在机制设计方面一流的实际能力——充分了解现状，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校园文化、中国学术文化和中国政治文化，找到推进改革的最佳发力处和发力方式，虽然过程依然充满了阵痛、险象和困难，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成功的，大家对此有目共睹。恒甫教授自己则是越战越勇，百折不挠，但却很澄静，我身在上海居然不晓得他在复旦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根据地。

　　谈到恒甫教授曾经多次谈到的以CCER为代表的国内学者研究内容“过分入世”，恒甫教授“偏见”没有什么改变。我也还是2004年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兴趣，不可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强求别人。尤其是中国13亿人的庞大社会现在正处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阶段，作为以研究“经世济民”之学为职业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为促进中国扎实而稳定地走上真正民富国强社会长治久安的民族振兴之路，作出自己尽可能大的实际贡献，它无疑是无比快乐、无比幸福也无比荣耀的事情。我谈到自己跟陈志武教授的神交以及我们共同认识：在21世纪，“民主宪政”以及“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二者的统一才是民富国强社会长治久安之正道，必由之途；没有民主宪政支撑的市场经济，百分之九十九是坏的、糟糕的低效的、市场经济，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有13亿人的大国而言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民主宪政也能实现真正的“民富国强，人民幸福安康”，清朝不必推翻，前苏联也不会垮台，多好。遗憾的是，这是不现实的。没有宪政、法治，人权、自由、产权哪里有保障？人权、自由、产权缺乏足够的保障，哪里能有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哪里有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动力和能力？至于国内一些学者不顾法治、不顾公平正义、缺乏基本人文关怀的“效率鼓噪”，我称他们为“丛林主义者”，谁捞钱厉害就尊谁为英雄，不管这些钱是如何得来的。对此，恒甫教授气愤地说，“我们不要谈到他们的名字！”。其实，我也知道，这些学者的不少主张我也颇为认同，诸如“最大限度地监督、约束、制衡政府的权力”、“充分市场化”、“产权充分明晰”等等，当然，在一些细节处仍有实际是来自最深处的分歧所导致的分歧，诸如面对全体国民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如何提供等问题，不一而足。

　　恒甫教授也谈到有趣的“院长饥渴症”以及中国学术界的“官本位”现象。我感觉这更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相关的资源分配规则不明晰，太“潜”，“权力公共域”很大，或者说权力寻租空间很大，并且它是与官阶级别指数级正相关，而且权力普遍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看看所有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他们有几个是院长甚至校长，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教授，可是看看国内的诸多“学术权威”，前一段时间有人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学部委员”（地位相当中科院“院士”）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只是一个“大小官员大集会”，90%以上是大大小小的学术官僚。没有办法的事情。特色体制下的执政党直接管教育、管科研的必然结果。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入阁当官，“筛选”之后的“学界中人”一直趋之若骛，我想起傅斯年先生对胡适先生的建议和告戒“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当年如此，今天更是，具有绝对证明力的例子一大把，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吧。中国的报业新闻业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这也是我成天泡互联网泡BBS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是有前提的，是为捞好处还是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国民福利改善，不同的目的选择自然不同，大家都是经济人，帐算得明白着呢。

　　　　　　　李健2006年11月20日夜谨记于上海花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