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与“摸着石头过河”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逐渐进入改革的深层次，改革也从最初的“帕累托”改进发展到利益的重新调整，从而暴露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相比之下，经历了“休克疗法”激进改革的俄罗斯经济呈现好的发展势头，与改革失败之初萨克斯遭受“一边倒”的“千夫所指”不同的是，外界对于俄罗斯经济以及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的认识不断分化。同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人们常常把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互比较，似乎这二者的改革方法存在孰优孰劣。认为俄罗斯改革的成果高于中国的人认为俄罗斯的人均GDP高达3000美元，俄罗斯人们享有非常优厚的社会福利，而中国目前在这两方面都还望尘莫及，中国渐进史改革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人均GDP这一静态指标根本不能反映不同改革方式下带来的改革成果的差异。俄罗斯社会福利制度继承了苏联的绝大部分遗产，它的制度设计部分源于苏联时期的做法，大部分源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制定的由国家向广大居民提供福利保障的一系列法律，原因是国家没有能力向居民足够发放养老金和福利补贴。目前，在俄罗斯福利制度下受惠人口高达1.0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5%。2003年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总值2.8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5%或联邦预算收入的68.3%，普遍的社会福利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的沉重负担。今年，俄罗斯试图对福利制度实行货币化改革，导致了30多个城市发生反对福利货币化的示威游行活动。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福利并不能成为支持其改革有效的理由，它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则认为渐进改革方式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因而也就要优于激进的“休克疗法”。

然而，这种争论真有意义吗？或许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一个国家制度的变迁方向取决于居于主导地位的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可以说，任何制度变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具有合理性，是对客观环境的一种条件反射。各国经济的改革方向取决于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外部环境至多是充当催化剂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逻辑同样遵循这样的基本规律。分析回顾其改革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历史选择的必然性。

首先让我们简要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改革的风雨历程。

追根溯源，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会选择了计划经济？这并不能完全归于经典作家的影响，而与历史条件、发展战略、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中国有足够理由青睐并选择赶超型战略，为“富国强兵”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与装备工业，为了解决重工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高与国内资本严重短缺的矛盾，政府主导型的指令式垄断型经济体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洋务运动中创建的“官办企业”即可视为今日国有企业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立即开始了大规模建设，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建立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强制积累资本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运行初期，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国有资产迅速膨胀。然而，计划经济有两个致命的弊端：无市场即无价格，无价格就无法作经济计算，纵使计划者英武神明，也无法超越有限理性的限制，无法对全国庞大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公有制下产权主体虚置，既缺乏激励机制，有缺乏约束机制，微观主体不具备经济人行为特征。同时还因为国有企业承担着繁重的政策负担，如一度流行的“企业办社会”，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由于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性，随着计划经济日益扩张，它所蕴涵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产业结构失衡，价格体系扭曲，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

共和国经济就在这样的挫折与停滞中，伴随着复杂的国际斗争与国内的阶级斗争，来到了1978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险按下“包产到户”的血手印，从此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时代。当然，小岗村的血手印只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起点，它不仅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意识尖锐冲突，而且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支持和鼓励，可谓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历史证明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冒险。身居低层的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清楚农村的现状、问题和动态，它们更侧重于实用主义。“对上”，地方政府将“分田单干”解释为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并将国家定购任务落实到每个单干户头上，这就将“分田单干”对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冲击降低到最低，也将“分田单干”对于国家的利益明确化了，算是对“上面”有了交代；对下，地方政府并未将“分田单干”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是将其认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增强了“分田单干”的合法性。中央政府在这次事件中具有深刻的意义。在调查研究之后，中央政府看到“分田单干”对于农业生产力解放、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面貌改变的巨大作用，就予以试点推广。从此“分田单干”蔚然成风，大面积扩散。

农村的改革启发了城市的改革，国有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利改税等重大改革试点，同时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形成市场环境。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中国的经济改革破浪前行。

总的来看，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的改革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经济改革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渐次进行，外围对核心构成压力，增量对存量形成诱导。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外围的农村一举砸破了“大锅饭”，农村还出现了万元户，这对居于计划经济体制核心的国有部门造成了强烈刺激，开始尝试承包责任制。其次，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还在于“试点”。这种方式相当于将市场机制限定在特定范围，通过观察和试验、摸索和试错，不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即便出现偏差也易于控制，不致扩散。而成功之后即可产生示范效应和榜样作用，迅速在更大的范围推广，直至覆盖全部领域。再次，中国的经济呈现的是“块块”，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俄罗斯的“条条”结构。中国的地方经济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的权力，素有“经济联邦”之称，各地方经济相互竞争非常激烈。所以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各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本地企业，增量改革顺利地得以进行。以上三个特点形成了我国“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主要特色。

俄罗斯改革的背景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俄罗斯经济体制的形成要追溯到斯大林执政时期。应该说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一种历史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重大的历史现象都是各种历史因素合力的产物，即都是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国外资本主义包围和国内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原苏联经济建设的一种必然选择。这种模式下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按专业划分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政府部门按计划组织生产、分配和流通。从宏观调节到微观管理的各个环节，从中央一级到基层的所有层次，从工业、交通运输业到农业的所有经济领域，从生产、分配到交换的所有方面，指令性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这种经济体制的硬伤前面已经分析。尽管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对经济体制进行都进行了改革，但由于理论指导的僵化，国际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改革都没有触动计划经济的根本。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停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使原本僵化失去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病入膏肓。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苏联解体时，留给俄罗斯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这让新总统叶利钦寝食难安。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全是零打碎敲，修修补补， 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既是改革，就应该大刀阔斧，否则不足以振衰起弊。而当时，“休克疗法”通过放开物价、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大规模私有化三大举措在玻利维亚改革中取得了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政府迫不及待地着手推进“休克疗法”。

关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萨克斯今年在接受《经济》杂志时说了下面一段话：“俄罗斯的经济和中国有很大不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严峻得多。我当初在设计俄罗斯的改革方案时，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全是国有重工业，改革难度非常大。俄罗斯的经济衰退不能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世界上没有万应灵药，首先要诊断各国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玻利维亚当年通货膨胀达到4000%，波兰达到1000%，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今年降多少，明年降多少，只能实行‘休克疗法’。另外，我觉得俄罗斯在具体执行方案上做得不好。这是我没想到的。苏联解体时，欠了大量债务，我曾建议先不还。但一些人出于政治的目的，一定要还。再者就是无可救药的腐败：石油、天然气资源至少值1000亿美元，但政府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格给了自己的朋友。”在结合国内的一些关于俄罗斯改革的研究，“休克疗法”并不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根源，俄罗斯选择“休克疗法”也是历史的必然。

结语

从我们对中俄两国的改革历程来看，他们选择自己的改革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而改革的方式只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道具。国家经济的巨大差异、政治体制的不同以及两国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所以，我认为试图比较在不同国情下比较两种改革模式的孰优孰劣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