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李有成,南洋商报的总经理,被单独囚禁,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他坚强的挨过了这些真实的酷刑。T T 拉惹,一名律师,他被囚禁两年半,其中两次单独囚禁6个月。赛、扎哈利的17年囚禁里共经历4次的单独囚禁。我们都引以为荣,我们虽然面对千辛万苦的艰难,我们没有退缩。我们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保住了自已的尊严。 今天,他们呼吁我们要有雅量。宽宏大量是什么意思?只有那些经历过苦难折磨,才可享有道德的权利,道德的地位去展现雅量风范,不是那群犯错者。做错事的人要寻求宽恕,如果他们承认犯错,就要道歉。並不是由酷刑下的受害者去乞求宽恕。我们是那群具有雅量风范的人,我们可以宽宏大量,如果犯错者承认错失,并且寻求宽恕。
1972年我通过妻子Beatrice Chen发表了一份声明书,当然的,报章都压抑了这件事,但学生组织却广泛传阅–我说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在没有条件要求的情况下释放我们。无条件释放。此外,你要对我们的长期囚禁作出赔偿并进行道歉。我说我愿意放弃这最后的两项条件,既赔偿和道歉,因为我不相信像李光耀这样自大傲慢的人会轻易的让步。对于无条件释放的一项–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我坚持了立场,为此而遭受了20年的苦难。这就是我为了我们的尊严而付出的代价。
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政府领袖自认有廉正,这廉正是用全世界最高的薪金去支撑,然而,对政治上的异议者和拘留者而言,政府领袖的廉正却是以全世界最长的监狱囚禁去维持。这两种廉正是不同的,就好象天和地的比较。有什么理由需要别人作出如此的牺牲去维护他的廉正与信仰?政府为什么要以如此的高薪去酬劳自已。这是当今新加坡政治现实里的一个不道德层面。
看吧,无审讯的囚禁是反和平的行为,这是一祌暴力行为。他们并非在白天的时候礼貌的投帖拜访。他们在凌晨时分的4点钟。这个时段里一般正常的人都在睡眠,但却是政治恐怖分子与独裁者进行勾当的时机。一旦你被逮捕,你就面对各种名样的精神以至于身体上的酷刑。这並非单独发生者(在)1963年的那一批拘留者,这也发生在其他不同时期的拘留者:如1972年,甚至于迟至1987年。当张素兰和她的那一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拘留者也同样面对精神与内体上的刑罚。当这几位女律师在获释后发表了她们遭受虐待的声明书之后,它(他)们又再遭逮捕並被迫收回他们的指责。
那门子的依法执法会允许起诉的原告者受到被指控的被告政府的惩罚,还被迫收回他们的指控?这不就是一个上下颠倒的司法体系吗?看啊,对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律师公会却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之所以变得如此无能是因为律师公会在1987年遭到了他们的修理。
现在,傅树介写了一篇有关冷藏行动的好文章,里边,他揭露了好些从英国档案局解密的文件,展示了英国当局如何与李光耀密谋的共同合作在1963年大选之前摧毁反对党阵营。合并的整个目的就是在1963年大选之前毁灭反对党。
到了今天,那个人民行动党要站立在道德的据(制)高点,要求其他国家讲求人权,甚至于向缅甸要求释放他们的政治拘留者。但是,他们究竞有什么可以站立的道德据(制)高点去提出这种要求?翻开他们的过往记录来看,他们所站立着的座墩里头充满了蠕虫和害虫。让他们先去忏悔自已的不光彩人权记录,之后,你或许才会有道德上的权力去坪(抨)击别人缺乏人权。
博(傅)树介也撰写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华惹一代],有关社会主义的未来。你们之中必然有人会置疑,在俱乐部成立50年后,社会主义到了现今的年代,还会有什么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遭受到许多的挫折,甚至于失败,所以有人怀疑这些理论是否还有效用。近期的经济危机,近日的金融风暴都再次的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贪腐与不道德行为,人类应该享受一个比由贪婪与腐蚀支撑着的体系,来得更好的体系。
近来你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当你年青时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年长后你是个现实主义者。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垃圾废话,是那些要不是己经失去理想,就是那些已经把理想出卖了的自私自利者。一个人不应该让他自已的理想与信仰消失掉。不论何种情况,他应该更坚持的去巩固自已的信念。如果这和年龄有关,这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对这些理想和信仰有了更多的演绎方式,毕竟他们有经历过青春年少时的种种体会。一个生命如果没有了信念,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存,而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会同意,一个人的生命意义要远比这种情况来得更精彩。
谢谢。
原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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