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事比经济学家出的题复杂的多，在经济学家那里100元被分了两份，而在社会的真实中可能就要被分成很多份。分多少份，多少人拿，每份的大小这都由规则制定者说了算，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说了算；在我们国家既不能说是资本说了算，也不能说是政府说了算，好像是政府帮着资本谁说了算。

        我们在《小钱的诱惑》和《大钱的诱惑》中说过，只要规则制定了，不管分配方案看起来多么不合理、不公平，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接受。在经济学家的那道题中，如果不接受这个方案你就一无所获，看起来有点霸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共识认为这种方案是十分合理的，你所以拿小头，是因为你无能，你比不上别人有本事，所以你也就心满意足地接受了这个方案。

        过去，我们对这种方案是有过疑惑的，认识上走过一段弯路，在那段时间里“剥削”一词甚嚣尘上，以至于前国家主席不得不出来说明“剥削有功”。现在，在电视剧和相声的教育下，我们基本上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康熙大帝》保护了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雍正皇帝》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大宅门》的白家老铺是优秀的民族企业家，等等。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分配方案我们都会充满感激的接受，既然我们都接受了零工资，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同时，越是分到小份额的，接受的就越愉快。

        按照过去错误的认识，认为这里面有剥削，还很严重。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还有一句“压迫越深，反抗越重”（不知道这句是否是原话）。这些话当年很是煽动了一些人，但这些理论是错误的，与历史和现实相差很远。被最多用来证明这句话的是农民起义，是陈胜吴广。说实在的，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往往不是农民，而是一些有身份的人。他们领导起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帮助农民，这从他们的言语中就能看出端倪：“苟富贵，勿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所谓的鸿鹄之志不是要当农民，而是要当地主，当地主的头子。

        真正被压迫最深的人，被剥削最深的人，是最守规矩的人，是最能接受最不合理分配方案的人，也是经济学家所谓最理性的人。历史上的确也有过农民暴动，但这些暴动，往往是因为有关方面破坏了自己制定的规矩，而不是长期以来的压迫和剥削，即使是他们不接受这种改变，也往往愿意采取平和的办法，愿意说理，而不愿采用暴力。所有暴力的出现，往往会有一个非农民身份的煽动者。

        远古的例子就不举了，还是说说现实吧。在现实生活中，你见过哪个农民工因为工资低闹事了，如果真有闹事的，闹事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欠农民工的工资。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农民工选择的方式往往也是一种静态的、不喧嚣的、不伤害别人的方式，而是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博得别人的同情。而真正使用暴力的，往往是欠钱的一方。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拆迁往往也会激起矛盾。在保护自己住宅的时候，生活在最底层的，往往通过失去自己的生命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反而是那些有钱的、有地位的最容易成为最牛钉子户或以威胁别人的生命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样，在拆迁过程中，往往是有权势的一方、决定拆迁补偿方案的一方更愿意使用暴力。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那些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往往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往往是最遵守规矩，最愿意保持社会的稳定，因为在任何一场社会变动中，会有少数人利用社会变动的机会，改变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大多数人原来干啥，暴动后依然干啥，只是丰富了一次经历而已，这是好的，更多的是失去生命，每一次变动，牺牲的往往是社会的最底层，看一看历次朝代更替的前后的人口，就会明白农民造反结果是什么。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像抢跑者只要一犯规就罚出局一样，最先起义的实际上就是抢跑者，还没跑呢就被罚出局了，获得奖牌的往往是别人。就像李自成，虽然也当了几天皇帝，最后一仗只剩下18人，其他人呢？其他那些反抗剥削、压迫的农民兄弟呢？所以理性的选择真的是不反抗，这种投资一旦押错了宝，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农民起义带来的收益往往是负值，是得不偿失的，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

        农民真正胜利的，只有解放战争的这一次，但是胜利后大部分战士还是复原还乡了，有些人甚至有留城当干部的机会都不留。也有相当一部分没复员，依然保持部队的建制，从事着农民的行业屯垦戍边去了。

       真正不愿意接受分配方案的，往往是那些拿的份额比较多的那些人。是那些或者能有机会成为规则制定者的人，或者是那些通过变动获得更多收益的人。就像李菁和何云伟的出走，是德云社中真正有实力的人。就像前些年出走的徐德亮和王文林一样，都是份额拿的比较多的一些人。那些份额拿的少的，那些还在学徒的，还真的不敢说要出走，自己闯一摊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