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大卫．科茨

　　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２００２年夏季号刊登了大卫.Ｍ．科茨题为《全球化
与新自由主义》的文章，认为全球化趋势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全
球化所表征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
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这导致大公司既必须又有可能降低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这
种趋势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新自由主义可能使资本主义面临一个停滞、动荡
甚至社会崩溃的未来，但是资本主义短期无法重新回归管制主义国家以应对危机，而只
有在世界重大动荡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后才有这种可能。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问题重重的新自由主义

　　人们可以列出许多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模式不能促进长期而稳定的经济扩
张。首先，从长期看，由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实际工资和公共开支的明显倾向，
它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这一问题。其次，新自由主义模式放弃了国家反经济周期的财政和
税收政策，由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和放宽了对金融部门的公共管制，因此它在宏观层面
上造成了不稳定，并使该体系容易受到大的金融危机和萧条的冲击。第三，新自由主义
模式加剧了阶级冲突，可能会打击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

　　表１（见文末）显示了６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年和１９
７３—１９９７年两个时期内年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长率。第一个时期都是
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兴盛期。第二个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六大资本主
义国家的ＧＤＰ增长率在第一个时期明显地要快于第二个时期。

　　竞争结构与经济政策

　　历史表明，主导经济思想与政策立场的一个决定性要素是特定时期的资本主义竞争
结构。在１８００—１８６０年间，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初步被确立起来。在此期间，
政府扮演着干预性相对较强的角色。联邦政府对来自欧洲的竞争性工业制成品征收高额
关税。而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都积极资助，有时甚至修建和经营有利于扩展国内市
场的新运河和铁路系统。

　　一旦美国的资本主义在南北战争后完全确立下来，它便进入了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
和野蛮成性的积累时期，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残酷剥削致富”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
明确的、反干预的自由主义观点出现了，并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大约从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０３年，一场巨大的兼并浪潮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竞争
结构。在这次兼并浪潮中涌现的大公司在制造业、采矿业、交通和通信部门握有巨大的
垄断权力。美国工业开始安于寡头竞争这一受到限制的竞争形式。同时，许多新兴垄断
资本家开始批评原来的自由放任思想，支持国家起越来越多的干预作用。１９００—１
９１６年迎来了所谓的“进步时期”。管制主义国家于“进步时期”开始建立直到几十
年后的“新政时期”才最后完成。大企业支持能够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性、改善盈
利条件的国家干预措施，民众运动则希望借助国家来限制大企业的权力，为普通人提供
更多的保障。结果，双方达成了一个向大企业利益倾斜的、并在美国资本主义中相对体
现民众权力的政治妥协。

　　从“进步时期”到“新政时期”直至如今，小企业都坚定地反对干预主义的大国家。
如何解释大、小企业在政治上的差异呢？当大公司取得巨大的市场权力、开始不再为眼
前的生存而忧心忡忡时，它们便开始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关注可以确保长期利润增
长的各种因素。它们逐渐把国家看作政治上的盟友。由于享有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
它们把政府计划带来的成本视为必要的代价，前提是政府计划具有赢利的可能。相比之
下，典型的小企业每日要为生存而战。这不容它们关注长远的打算，致使它们重视规避
税收和政府管制所带来的短期成本。这就足以说明在２０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大
商业与小商业部门对政府一般职能认识上的明显分歧了。

　　美国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这种长期存在的分歧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开始消失。
以往支持那些鼓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基金会的大企业、大银行都成为新自由主义基金
会（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和遗产基金会）的大出资者。结果，这些以前主要靠小企业献金
为生的右翼基金会变得非常富有、影响很大。

　　正是大企业不再支持国家干预并转向新自由主义，才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在美国重新获得了支持。由于大小企业现在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一
致，所以这次转变是巨大的。

　　这种主导经济模式的转换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的经济学研究中，先前
被边缘化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展到芝加哥大学之外。这很快带来了公共政策领域
的激进转变。１９７８至１９７９年，原本信奉干预主义的卡特政府开始高唱新自由主
义的调子。到１９８１年里根当政时期这些成为主要的政策。是什么导致了大企业在国
家干预经济问题上的政治立场的突变呢？本文认为，其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二战”后世
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

　　全球化与竞争

　　全球化通常被定义为跨国经济活动与资源流动的增加，它使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关系
以及国家关系发生了巨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三类经济互动，即：商业贸易流动、对
外直接投资、跨国金融投资大为增加。最大的一些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是很高的。一项
研究表明，１９９６年世界上最大的１００家跨国公司（按资产排序）有４０．４％的
资产、５０．５％的产出和４７．９％的员工在国外。虽然最大的一些跨国公司的活动
是高度国际化的，但大多数公司的高官和大股东都以某一民族国家作为基地。到２０世
纪末，资本主义比５０年前更加全球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前一个即１９１３年资
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达到的顶峰更加全球化了。虽然“一战”之前的全球化的确产生了高
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但原有的国际体系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比较有两个不同特征：
首先，“一战”之前世界由几个殖民帝国瓜分，这意味着早期的所谓跨国贸易和投资实
际上发生于某一国家控制的空间内；第二，“一战”之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工业制
成品以换取初级产品，而不像今天的贸易多以工业制成品的形式进行。１９１３年，６
２．５％的世界贸易都是初级产品。相比之下，１９７０年，６０．９％的世界出口都
是工业制成品；到１９９４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７４．７％。看起来，当今的全球化
在几个方面使资本主义更加具有了竞争性。首先，贸易的快速增长改变了大公司所面临
的处境。先前在相对受到控制、寡头统治的国内市场上运作的大公司现在遇到了其他国
外大公司的竞争。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情况都是如此。进口产品对美国
国内制造业的市场占有率１９５０年仅为２％，１９７１年上升到８％，到１９９３年
上升到１６％，是１９５０年的８倍。第二，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许多情况下将
生产设施置于国外。通用汽车公司不仅面临着进口丰田和本田汽车的竞争，也面临着在
美国生产的丰田和本田汽车的竞争。第三，日益一体化和开放的世界体系将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抛入彼此的竞争之中。

　　全球化看起来是使大企业从干预主义国家的支持者变成反对者的一个因素。全球化
之所以造成了这个结果，其部分原因是：全球化产生了与国内市场在货物和劳工方面联
系有限的跨国公司。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大公司和大银行所面对的竞争压力，因为竞争成
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关系。它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使它们急功近利，这促使它们支
持任何减轻税负、放松管制、使其能够自由地与全球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措施。虽然管
制主义国家看起来符合大企业的利益，即它从长远来看更能有效地促进资本积累，但高
度竞争的环境使大企业不能支持管制主义国家。

　　全球化产生了与美国“残酷剥削致富”时代相似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公司在缺少规
范规则的体系中彼此争斗。并购包括跨国并购不断，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世界性的
产业建立了寡头统治的结构。因此，像１９世纪美国 “残酷剥削致富”时代一样，今天
的大公司和大银行首先要摆脱政治负担和束缚，而不是建立可控的市场关系，因为它们
在世界市场上彼此竞争、对立。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持续存在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为全球化进程所致的世界资本
主义竞争结构的改变。我们之所以强调从全球化到新自由主义这一因果线索，原因之一
就是考虑到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全球化进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
和经济事件逆转，在“二战”之后开始恢复。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再次
回潮之前，全球化产生了更加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削蚀了大公司的垄断权力。数据显示，
商品出口的快速增加开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加也是开始于这一
时期。当今全球化的这两个方面都根源于“二战”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时代。在某种程
度上，这意味着全球化反映了资本积累进程的长期趋势，而不仅仅是日益增加的新自由
主义政策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一旦新自由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就会加速全球化
进程。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开始快速增加的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就清晰地
说明了这一点。

　　其他促进新自由主义的因素

　　资本主义变化了的竞争结构部分地解释了古典自由主义死灰复燃及其尽管被广泛地
证明不能履行诺言却可持续下去的原因。但是，其他三个因素也在增进新自由主义统治
方面起到了作用。它们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削弱、国家社会主义
的消亡和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未爆发大的经济危机。在此，文章将占用一些篇幅简要地评
述这三个附加的因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力量极大地下降。虽然最
近社会民主党在几个欧洲国家里执政，但它们不再坚持做出重大的改造，更不坚持以替
代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管制主义国家的产生总是部分地出于对社会主义的
恐惧。１９世纪晚期，德国为了回应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建立了成熟
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个管制主义大国。当来自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消退时，保留管制
主义国家的动力也就消退了。一个拥有替代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强有
力的共产党集团的存在迫使资本主义采取国家管制主义的模式。它加剧了资本家阶级对
本国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它也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
响，增进了各国之间在美国领导下的团结，这也有利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
存在和运行。国家社会主义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的消亡是使管制主义国家削弱的又
一个因素。

　　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一般会促进管制主义国家，因为克服大危机需要积极的国家干
预。人们关于最近一次大危机的记忆保持了对管制主义国家的支持，管制主义国家被看
作是抵御大危机的稳定力量。随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成为遥远的历史，经济大危
机已经被永久地消除这一思想开始滋生。这降低了保留管制主义国家的迫切需要。

　　结束语

　　如果新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和政策继续进行统治，人们可以推断：世界资本
主义将面临一个停滞、不稳定甚至最终导致社会崩溃的未来。但是，从促进新自由主义
的因素来看，人们可以发现国家管制资本主义将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回归。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是在世界范围内少数垄断寡头能对市场进行更为专制的统治，出
现受到控制的竞争。目前的兼并浪潮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少数寡头控制市场取代了你
死我活的竞争。这种情形出现于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和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不过，
这次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这种发展将会使大企业重新支持干预主义国家。但是，在可
预见的未来，它将不会发生。世界很大，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法律和商业习惯，
这使市场关系中的竞争倾向难以被消除。即使调整产业结构，使２—４个公司包揽全部
的生产，但是如果这些竞争对手之间不能够彼此进行有效的沟通，找到合作的共同基础，
这也不会形成稳定的垄断。而且，国际垄断集团很难通过国家政府来实施有效的调控，
真正的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尚不可能。但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在一个或
更多的大国中重新出现，这可能会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回到管制主义国家。不过，这种发
展同样是不可能的。即使俄罗斯或乌克兰在某个时刻的确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也不可
能产生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国家干预主义的新时代更可能会
产生于上面谈到的其他两个因素。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回报不稳定，
这将会在未来某一时刻引发大的经济危机，即虚弱的调节机构不能控制的危机。这将很
有可能重新振兴管制主义国家的政治。

　　最后，日益加剧的剥削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其他问题将会激发社
会主义运动。如果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或更多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复兴，并开始对资本主
义提出严峻的挑战，国家干预主义将作为一种回应卷土重来。这种发展将会导致世界废
除资本主义，用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制度而非以私有利润为基础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

　　（李松玉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