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和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共同特征在于强调市场不会持续出清，即价格不能足够快地调整以出清市场，因此，需求和（或）供给冲击将导致经济中产量和就业的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可能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有害。正如戈登（1993）所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现的原因就在于衰退和萧条期间工人和厂商的不幸。工人和厂商们的行为不象是在自愿选择削减产量和劳动时间”。而新凯恩斯主义和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倾向于假定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新凯恩斯主义则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托宾（1993）坚决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需要“主张或要求”名义和（或）价格刚性。托宾认为，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完全有可能加重衰退，他支持凯恩斯（1936）的直觉——在总需求冲击面前，名义工资刚性将是一个稳定因素；他认为凯恩斯以工人对相对工资的关注为基础对名义工资刚性的解释在“理论上无可挑剔、在经验上也现实”。这是因为任何工人团体都把名义工资的削减看作是其真实工资的相对下降，这种削减将遭到理性的工人的反对。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名义刚性是如何从最优化行为中产生（参见罗特姆伯格，1987）。因此在其构筑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中，继续保留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人最大化原则的假设，即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同时引入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与新古典模型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对于定价行为的看法：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价格接受者”的观点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企业是“制定价格的垄断竞争”企业，而不是完全竞争企业。

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刚性的解释，可以区分为对名义刚性的解释和对真实刚性的解释。所谓名义刚性，是指在出现名义需求扰动时，如果某种因素使得名义价格水平变化的比例不同于名义需求变动的比例；所谓真实刚性，是指如果某种因素阻止了真实工资的调整，或存在着一种工资相对于另一种工资或一种价格对于另一种价格的粘性（参见戈登，1993；斯诺登等，1994）。

费希尔（1977）等为名义工资刚性提供了一个微观假设，即认为在发达经济中，工资不是在现货市场上决定的，而倾向于在某一时期以明确或隐含的长期合同形式确定，从而产生了名义惰性（inertia）。这些长期合同的存在可能产生充分的名义工资刚性，使得货币政策产生效果；与劳动合同的重新谈判相比，货币当局能够更频繁改变货币供应量，因此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有真实效应，尽管在长期是中性的。

新凯恩斯主义者从不完全竞争市场出发，把总需求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现象归结为名义价格刚性，即著名的是“菜单成本”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厂商的降价行为在增加销售量的同时也将使单位产品的收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对最优价格水平的任何偏离，都只会导致利润的“二阶”降低。因此，即使很小的价格调整成本也会产生显著的名义价格刚性（粘性），即名义刚性来自于被称作菜单成本的价格调整障碍或摩擦的存在。这些菜单成本包括调整价格的实物成本，比如印刷新的报价单和产品目录的成本，以及宝贵的管理时间成本，比如与供应商和用户就购买和销售进行重新谈判和协调的时间。阿克洛夫和耶伦的模型中，企业的惯性工资—价格行为被认为是“可能近似理性的”，在其定价过程中作出次优选择的企业可能会遭受损失，但在这种损失很可能是二阶的（很小）。因此，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菜单成本和（或）近似理性行为的存在造成名义价格刚性，名义总需求冲击将导致产量和福利的大的波动。因为这种波动是缺乏效率的，所以稳定性政策就是人们期望的。显然如果货币工资是刚性的（由于合同）因而边际成本曲线将是粘性的，这就加强了菜单成本造成价格刚性的效果。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对商品市场的真实价格刚性（即需求降低时企业的降价动机越弱）形成原因的分析有许多种模型。一种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垄断竞争企业的边际成本对产量变动的低敏感性和顺周期的需求弹性有助于形成真实价格刚性。罗默（1993）对此问题的实质总结道：“因此如果古典的两分法失效的话，那必然是由于随着需求驱动的产量的收缩，边际成本不能迅速下降，或边际收益不能迅速下降，或两者的某种结合。”需求弹性的周期敏感度越大，边际成本的周期敏感度越小，真实价格刚性就越大。因此真实刚性的程度越大，名义冲击的真实效果越大。对真实刚性形成原因分析的其他观点还有：（1）密集（thick）市场的外部性（即策略性互补）促进了衰退时期的边际成本曲线的上升和繁荣时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下降而导致真实价格刚性（戴蒙德，1982）；（2）顾客市场模型中价格变动的需求非对称性的存在，就会产生相对价格粘性（参见费尔普斯，1985）；（3）戈登（1981、1990）的投入—产出表理论，认为“由于供应商—生产商关系的分散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任何单个企业都无法采取行动消除总量经济波动”（戈登，1981）。由于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在需求冲击之下，一家企业就无法保证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会同时同方向等量变动。在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对于特定企业来说，降价的结果可能是破产而不是有助于消除经济周期，因为任何企业既要应付局部需求冲击和总需求冲击，还要应付局部成本冲击和总成本冲击。因此，戈登的投入—产出表理论不仅能对真实价格刚性作出解释，而且还可转化为一种名义刚性理论：价格调整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对于一个在信息不完全、不确定的世界中运行的企业来说，这是最安全的行为方式。（4）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即寻求外部融资的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资本成本是逆周期的，从而企业成本在衰退时期是上升的（参见伯南克和格特勒，1989；罗默，1993）；（5）“根据价格判断产品质量”假说，这是斯蒂格利茨（1987）提出的。即在市场上，如果顾客对所购买的产品特点具有不完全信息时，价格可能会被看作一个质量标志。根据这一假说，如果一家企业降低价格，它就会冒这样的风险：它的顾客（或潜在顾客）会认为这标志着产品质量的下降，所以企业在需求降低时不愿意降价。

新凯恩斯主义对真实工资刚性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理论：（1）效率工资理论；（2）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由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努力或效率）依赖于厂商支付其的真实工资，如果削减工资损害了生产率，引起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升，那么，为了保持效率，厂商宁愿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真实工资，而不愿轻易选择降低工资。索洛（1979）提供了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结构，在索洛模型里，由于工资以增进劳动的方式进入了企业的短期生产函数，一个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将喜欢真实工资刚性；由于削减工资将降低生产率并提高成本，因而工资粘性是符合厂商利益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和真实工资之间有正的相关性，一般都与选择或激励问题有关，效率工资理论可分为四种：（1）逆向选择模型（韦斯，1980）。在这个模型中，由于劳动市场存在不对称的信息，提供高工资的企业将吸引最好的工人。在韦斯（1980）模型中，厂商提供的工资同时影响工作申请者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工人的能力与其保留工资紧密相关，那么高工资将吸引生产率最高的工作申请者，而任何低于效率工资还愿意工作的人将被看作潜在的“次品（lemon）”。即使在现行工资下存在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厂商也不愿意降低工资，因为这可能导致生产率最高的工人自愿辞职。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就业不足均衡。（2）劳动力流失模型（萨洛普，1979），这个模型把企业可能提供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的原因，归结为减少劳动力流失的成本。（3）偷懒模型（C。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多数职业中劳动合同不完善或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工人可以自行决定其努力程度或产生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因此高于均衡工资的效率工资的支付，可能提供一种防止工人偷懒的激励。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效率工资的支付成为偷懒的负激励，而均衡状态下的非自愿失业是监督不完全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所造成的，“在不完全监督和充分就业下，工人将选择偷懒”。（4）公平模型（阿克洛夫，1982、1984；阿克洛夫和耶伦，1987、1988、1990）。阿克洛夫、耶伦等继承了索洛（1917、1980）的“社会学思路”而发展的一些模型，比如阿克洛夫（1982）的“投桃报李模型（gift exchange model）”，以及“公平工资努力程度假说（fair wage effort hypothesis）”模型(阿克洛夫和耶伦，1990)等。在这些模型中，关于平等和公平的“感觉”成为劳动市场上阻止企业提供低工资的一个威胁因素。因此企业面临一个“公平工资约束”，由于公平工资超过了市场出清工资，这种情况产生了非自愿失业均衡。

局内人—局外人理论也试图解释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真实工资刚性会持续存在（有关这一理论的评述可参见鲍尔，1990）。这一理论于80年代由林德贝克和斯诺尔（1985、1986、1988a、1988b）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所谓局内人是指在职雇员，而局外人则是那些失业工人。在效率工资模型中，是企业决定了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而在局内人—局外人模型中重心转移到局内人的权力，认为他们至少部分决定了工资和就业决策。这些局内人的权力来源于员工变动成本（turnover costs）,包括招募和辞退成本，如搜寻劳动市场的成本、广告和筛选成本、就工作条件谈判的成本、法定的解除就业补偿金和诉讼成本等；其他重要成本与生产有关，来自于培训新雇员的需要，以及局内人与新雇员合作或压制他们能力所带来的成本。

不过按照问题而言，感觉还是属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即托宾的看法：托宾认为，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完全有可能加重衰退，他支持凯恩斯（1936）的直觉——在总需求冲击面前，名义工资刚性将是一个稳定因素；他认为凯恩斯以工人对相对工资的关注为基础对名义工资刚性的解释在“理论上无可挑剔、在经验上也现实”。这是因为任何工人团体都把名义工资的削减看作是其真实工资的相对下降，这种削减将遭到理性的工人的反对。当已经充分就业时，再扩大总需求，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引起通货膨胀（这是建立在对短期总供给曲线水平的极端假设的前提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