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

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课的讲稿

李 成 瑞

第一，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

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与68%；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

第二，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上述变化，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极少数人短期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工人、农民大部分相对贫困化（绝对值有增长，但幅度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小部分人人绝对贫困化。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从1985年的0.24，上升为1995年的0.434，2004年的0.469，已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穷户的财产仅占1.4%，两者比例约为32：1。

第三，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新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

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一阶级，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

2005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那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那时24亿元的639倍

第四，国民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尖锐化，过高的环境代价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并影响人民生活的质量。

高速度、高耗能、高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1979-2006年GDP年均增长9.7%，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出经合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资源供应紧张，所需石油约50%依靠进口。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16个。据测算，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GDP的3%到8%，生态破坏（草原、湿地、森林、土壤侵蚀等）约占GDP的6%-7%。大气和水质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损害居民健康。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早亡75万人。经合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损失占GDP的13%。高速增长的GDP，如果扣除过高的环境代价，实际发展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经合组织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环境形势的严峻是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

第五，国民经济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加快了我国GDP的增长。但出现了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过低，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突出问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2005年），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国内消费只占GDP支出构成的52%（其中居民消费占38%），不仅远低于世界消费支出所占GDP平均比例75.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

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缺乏社保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的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正在或已经为外商并购。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外商与贪官双赢”现象所在多有。我国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必然要求进入执政的共产党内。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1995年为17.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尽管当时的党章是不准许资本家入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准许资本家入党后，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到33.9%（2004年），同时，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就业人员（二、三产业）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不足三分之一。

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中，工人、农民代表是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

在全国职工中，工会会员只占37％。许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工会组织。现有的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往往软弱无力，患了软骨病。职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今天的职工对于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有反感。许多下岗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关系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也买断了。”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工人阶级。

我国近年来迅速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有的野蛮性质和残酷性。许多私营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许多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被称之为“带血的煤炭”。

现已在山西运城、晋城、临汾解救出374人（其中有少数童工）。但河南400位失去孩子的父亲仍联名发出“泣血呼救书”，声称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尚未找到，可能已被黑窑主转移；而已被解救出来的工奴，今后如何求得生计，尚无着落。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1978年为2.5：1；1985年缩小为1.85：1；1990年扩大为2.8：1，2005年进一步扩大为3.2：1（《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1978—2006）》第46页）。
重庆市北渝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6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65%。（见《商界》2004年第1期）。

据《中国统计》2007年第一期有关文章指出：“统计数字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从1980年初到1990年代末，工人代表的比例从27%降到了11%，农民代表的比例从21%降到了8%，而干部的比例由13.4%升至了33.2%

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有的媒体以“平均数不代表多数”为题作了如下报导：“近日，从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论坛上传来了一条‘好消息’，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平均年增长12%，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时期。然而，中国青年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

关于我国最富人群与最贫穷人群的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只拥有不足3%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21：1。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
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虽居世界第4位，但每人平均国民总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的情况下，我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三大国，并正向第一大国迈进（奔驰车销量已占世界第一）。

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污染损失占GDP的比例在3%到8%之间；生态的损失所占GDP的比例6%到7%。如果再加上由于污染而使人患病、早亡的损失，比例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