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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与社会理性

人们都注意到社会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危险，被货币支配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陷入非理性的状态。但社会公众却很少注意到现象背后的一场理论战争：“共同体本位”还是“个人本位”。对此，主流学界的典型表述是：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主流学界认为，“共同体本位”就是传统社会，而现代公民社会则是“个人本位”。于是瓦解共同体，是实现个性解放的前提，舍此就无所谓“现代化”。需要瓦解的不单是五四时期瞄准的家庭、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更是国家、民族这个“大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卑鄙张目，替汉奸翻案，嘲讽公德，讥刺善良的文字充斥大众媒体，就是这一理论选择的“外化”。那些掌控影视传媒的大腕们对此更是自觉而不遗余力，无怪乎网络上流传着“看了《色戒》，女人不可信；看了《投名状》，兄弟不可信；看了《集结号》，组织不可信”，社会认同就此化解于无形，谁说这不是一场从内部搞垮中华民族的战争？“民无信不立”，当其成员都“进化”成为“理性经济人”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安有理性可言？这状态最符合谁的利益？看看谁在用军事基地、航空母舰包围中国吧！

社会成员无论分工、地位、行业，都认同我们这个“家”的共同利益，为此协同努力，而不是将“家”视为相互争夺的战场，这就是社会认同。看看历代留下的家训，无不强调“孝悌”，“孝悌”的背后是“家族”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同言而信”、“同命而行”（《颜氏家训》），那些缺乏内部认同的家族，无论看起来如何富有、强壮，鲜有不衰败、瓦解、崩溃的。至于中华文明对社会状态的最高理想“大同”，更是将社会认同放到了“普世价值”的位置。

在一个缺乏根本共同利益，缺乏社会认同的国度，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函数”，所谓决策理性化就无从谈起。唯一能运行的机制是由不同个体相互争夺，冀此达成社会的无意识选择。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而货币体系就是亚当·斯密理论最好的载体，靠无数个体对货币的争夺，来进行社会公共事务选择。历史事实证实，这样的选择与社会理性无关。相反，社会公共事务选择总是被强势集团把持。强势者或为官僚集团，或为资本集团。它们或者官商勾结，共同搜刮社会；或者相互攻击，争论应该由“财富控制权力”还是由“权力控制财富”。而这一切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不相干，他们只有被代表、被选择的份儿。

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需要社会成员广泛而自觉地参与。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机制，如侗族的“鼓楼”、苗族的“议榔”、羌族的“议话坝”等，无不是共同体全体成员参与，人人有平等的发言权。这样的机制首先能对问题进行多视角的观察，避免偏见与遗漏；其次是使各方利益都有表达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方可能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理解与支持。而在货币系统中，选择权掌握在购买力和股权手中，而这两者高度集于极少数人。所谓“民主”其实与人口的多数无关，至于“自由”，多数人口只有在饥饿与血汗工厂间选择的自由。

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还需要深入而务实的研究，以确切理解客观的现实，预见不同选择的后果。在传统的社会中，这是靠祖祖辈辈生存经验的积累完成的。所以，这样的社会重视老人，重视有见识者，重视子孙的教育。而在选择权取决于货币拥有量的社会中，真正掌握选择权的是长袖善舞之徒。大量的事实显示，利润极大化机制驱使他们“有水快流”，追逐短期、局部利益，甚至不惜杀鸡取卵，以邻为壑。

可见，一个社会如果将自己的公共事务决策委之于货币体系，无异于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大汗的方士点金术”。在传统社会的小共同体里，我们的祖先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公共事务决策经验，而如今中华民族客观上已经融为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它的公共事务决策如何才能理性化，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巨大而艰难的问题。我们一方面需要借鉴祖先遗留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需要学界独立而深入的研究。可惜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食洋不化的鹦鹉学舌，是没头没脑的“与国际接轨”。

《科学时报》 (2010-8-25 A2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