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里又在放《成长的烦恼》了，老套。     不过，子曾经曰过：温故而知新。我还真看出点新意来了：30年前美国人就有车有房了，他们的生活好像与今天区别不大么——除了个人电脑、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也正是这些新需求、新行业，带动了90年代之后的美国经济发展。如果未来30年，美国人还过着与今天相同的生活，他们的经济如何增长呢？     假设每个人的需求没有增长，而生产效率提高10%，从理论上来讲，不缩短工作时间的话，就会带来9.1%的失业率。而在实际情况中，由于财富分配失衡，结果有可能比会这更糟糕一些。     设想某社区有110个人，他们生产各种不同口味的面包，时薪1元，每周工作40小时，每人生产40个面包，消费40个面包，面包价格1块1个。那么这个社区每周的总产量就有4400个面包，消费也是4400个。现在，如果劳动效率提高10%，每40小时工作能生产出44个面包来，那么这个社区就只需要100个人工作，会有10个人失业。     问题不仅仅是这么简单，那100个工作出色、时薪涨至1.1块钱的人，仍旧每周消费40个面包的话，就会把多余的4块钱储蓄起来。而10个失业的人，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收入来源，他们就没有钱消费。于是社区的面包消费量就从4400个下降到4000个。接下来，那100个工作出色的人当中，也要有人开始失业了，恶性循环就此形成。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 “市场失灵”了。     如果是拿破仑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把那10个失业的人分成两组，一组人白天挖沟，晚上换另一组人来把沟填平。付给他们的时薪按照等价原则，也是1.1块钱，每周工作40小时，就能为国营地球修理行业每周带来440块的产值。     但是，支付挖沟人的工钱从哪里来呢？只有从税收中来。不论以何种借口，总是要从社区的4840总产值中至少抽取9.1%的税，才能应付这笔额外支出。在现代社会，则会根据社区产值的增加，多印440块钱出来支付修理地球的工钱，这又演变成通货膨胀税——面包的价格将涨至1.1块钱一个。但是面包还是只有4400个，面包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被地球修理行业的无效生产所抵消，整个社区并不会变得更加富有。     如果让工会来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会阻止解雇工人，把100个人能完成的工作，分摊到110个人头上。     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则会建议将吃不完的面包卖到其他社区，换取金银等贵金属，以保证“充分就业”。但是，一来这会造成其他社区的失业，二来现在各社区都用纸钞了，这随便印印的东西也不太保险。     凯恩斯可以说是上述理论的的集大成者，他还提出了第四种解决方案：工作出色的面包工人，应该吃一个，丢一个，增加面包的消费（浪费？），来增加就业机会。     虽然这些理论听上去有些荒谬，但有时确实能对 “市场失灵”症起到一定疗效，有些学说一度还在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可但是，但可是呢，这些理论最多只能用于治病，并不能给经济带来实质的增长。没病去磕药，就会患上“政策失灵”症。     原因在于，在问题开始的陈述中，隐含了一个假设条件——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当一些人的劳动所得，大于他们的自身需求时，才会造成“边际消费递减”。果真如此的话，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没有意义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长期来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70年代，谁家有个14吋的黑白电视都是个稀罕物；80年代，20吋大彩电就是家庭梦想；90年代，直角、纯平、超平……花样翻新；现在，电脑、液晶、等离子、投影已入寻常百姓家。这些新需求，都是要依赖生产效率的提高才能实现，同时也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产品没有一样是政治家的发明，都是由企业家向社会提供的。     如今，西方经济学家在医治“市场失灵”症的时候已经知道，与其让ZF凭空创造出一些没有效率的工作机会，不如让企业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当中找到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和人们最需要的产品；与其磨洋工，不如直接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与其让失业者白天挖沟晚上填上，不如建立一套社会保障制度直接把钱发到那些失业者手里；与其靠浪费和通货膨胀增长名义GDP，不如靠低碳和物价稳定来获得实际GDP；在将产品销他国的时候，还要考虑买点什么东西回来而不是捧回一大堆纸钞……尽管还有许多矛盾有待解决，但是他们已经甚少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     至于我们，患的恐怕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策失灵”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