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八月份的时候在论坛上又看到了一篇中国近期经济走向的讨论帖，有一群不知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学者说最好的时刻已经过去，中国短期的经济状况是堪忧的，甚至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比较悲观。本来就对这些真学者或假学者，官方或非官方的，实证的或非实证的言论持观望态度，毕竟不少都是拿着统计局那些甩干、拧干、晒干仍然滴滴答答的有水分的数据占卜算卦似地在那里胡诌瞎掰，但是在这个报喜不报忧，真相只有一个却“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大环境里，悲观警示的言论远比那些赞颂歌的更有实际意义。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如果在我们生命中的黄金时代恰巧碰上我们伟大祖国的经济黑潮期，或许这真的是我们的宿命？经济学上奥肯定律讲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2%（有的说3%），但其实反过来差不多也是成立的，在不久的未来，或许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帮曾经意气风发的鲜活青年成了糟糕的经济下滑的牺牲品。十年之前，我刚刚不再尿床，十年之后，或许我的小孩正在尿床，只是那些尿不湿再也不是相同的价格，我们都成了通货膨胀的牺牲品。在2010年过了一大半2012年不久就要到来的今天，在天灾、国难、人祸处处可闻的今天，在世界末日言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在政治风云、经济风云、文化风云变幻莫测瞬息万变的今天，我们预测未来的极限差不多也只能是十年，或许我们很侥幸躲过了2012的宿命，也有可能在2020年玛雅人的后代站出来说“不好意思，世界末日的到来有个十年八年的误差也是允许的嘛”。那么现在就在一个是世界上不少人相信的世界末日算卦似地言论和另一个中国有不少人相信的经济仍然腾飞的算卦似地言论的两个前提之下，没出息的说声：下个十年，混口饭吃。

我们是不会闹事、对上级政策对命运绝对服从的一代。二十年前有人打着“民主、反腐”的旗号走上街头兴师动众要个说法，二十年后被思修、马哲、毛邓教化的我们已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气魄，现在的我们一谈到民主、公平、清廉的时候除了似是而非的发两句牢骚之外大多都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因为我们有那么的问题去想：就业、论文、奖学金、房子、女朋友、三险一金还是五险一金。有的说法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才使这一代人没有多少走上街头插上旗帜呼唤民主与科学或者是公平与合理的可能性，因为有五毛党，有和谐词汇，有大学里高强度的思想改造与提升，有报禁，有喉舌，有随便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挨整的大学BBS,但我宁愿相信这是青年人的自我阉割，是在现实逼迫下的无奈的自我阉割。赶明儿你喊一人说为了争取合理的工资和应有的知情权咱去大街上游行示威，其实除了你心里对这个民间小活动得到明文允许或者哪怕是默许没有底之外，那个人还可能对你说“你开什么玩笑啊，大家都这么忙，谁还有心思去搞那玩意儿啊”。也许只有在听说国际上又有某某个国家对中国大不敬、发表了不适当的言论，我们才有可能聚集起来到大街吼两嗓子，所以说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很吓人，民粹主义也就刚刚抬头。

有人说1999年的高考扩招是因为在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有智囊团向领导层反映说为了使人们腰包里揣的钱拿出来花就要让他们的子女进入大学交学费，结果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数据在世界上又挺直了腰板，也使后来中国每年高考的录取人数很轻易的超过欧洲的一个国家。最近教育部有消息说未来几年将使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在招生时各占一半，这样带来的结果将是除了会收取专业硕士更多的学费赚的盆满钵满之外，还将使硕士加速贬值，本来本专科生在毕业大潮中就要接受社会上以就业为评判标准的揶揄与嘲讽，现在也让硕士生感到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直至逼近站在学术梯子的顶端的可爱的博士生尤其是女博士。

几年前我选择了在经管大类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目前看来没有多少转行的可能性了。以一个理科生的身份选择社科大类多少有点憋屈，但好在并不算讨厌。这个时代什么都可能会被边缘化，农学被边缘化，文学被边缘化，哲学被边缘化，即使你再说什么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建设的基础，文学是关乎人类情感的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艺术品，哲学是怀着淡淡乡愁寻求精神返乡也无济于事。现在是一切哲学为实用哲学让道，什么最赚钱来什么，什么最抢眼干什么。在金融市场里玩弄着大把大把的钞票总是光鲜的，但资本市场却是个零和市场，有人赚，有人赔，有人哭，有人笑，说到底就是虎口里抢食物，玩的就是惊险与阴险。在里面有时候不讲什么道德，甚至有时候不道德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学《宏观经济学》的时候看到一句话：学习西方经济学只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它从而不被它蒙骗。选择了经管大类，我们很有希望不被它左右，但是同时也有很大的危险被它左右。

在我选择读研的那一天，已经决定了将自己交由一段不太明朗但充满艰辛的生活。当时的想法是读研或许真的可以在就业时多一份筹码，另外也不想自己的学生时代停止在涉学较浅的本科阶段，毕竟以后再想进一步修炼也比较困难了。在我现在的导师面前我是不敢谈就业的，因为按她的观点是研究生阶段还是以学业、学术为重，最好多发几篇论文。当时选导师，我与三个老师见了面，另外两个都比较好说话，我估计把以后找工作这些事情摆在台面上说他们也不会动怒，也许选了他们可能真的可以很轻松的就拿到硕士学位证。但我还是坚持选现在的这个导师，因为她给我的感觉是仍有很重的学术良心，也不至于像其他老师那样对学生直接放羊，如果三年中一个导师对你比较放任同时也传授给了你不好的学术风气，那么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大的损失。关于未来的择业，其实我还是相对比较茫然的，要说找个企业随便嫁了也可以，只要企业价值理念符合自己，要说将来从事学术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高校里钻研学问除了经济上比较拮据之外，还是比较惬意的，也算是一条生存之道。只是我希望，在将来养家糊口这个前提条件必须得到解决，文人是比较酸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过去的传统了，如果不想继续让博士生为了生计跳楼、不想让老教授为了房子上火、不想让院士为了挣钱而申请项目，就把他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吧，就像为了防止贪污而高薪养廉一样。古希腊的哲学家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好，是因为他们能在填饱肚子以后才想一些其他的问题。在中国我挺喜欢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下海的经历让钱文忠在经商赚钱方面也得以一展长才，所赚的钱足以供养他“玩”学术以度余生。他不但有房有车还有专职司机，这在教授中很罕见，我不是说要一个教授潜心学术必须得高薪供着，只是创造条件让他们衣食无忧而不是让他们自己通过学术来衣食无忧这样才能有比较健康的学术心态。

我只是在猜想：或许十年之后我在一个银行里碌碌无为，勤勤恳恳，拿着中等偏上工资养家糊口；或许十年之后我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日夜奔波，拿着监狱狱卒的工资享受监狱的待遇；或许十年之后我在一个外企里端茶送水、给外国人装孙子卖命；或许十年之后我在国企里勾心斗角，人浮于事变成了一个市侩小民；或许十年之后我投身学术，念叨着拽词儿留在高校熬着日子等着职称；或许十年之后我成了公务员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份报等着养老抱孙子。还有或许十年后我一次次徘徊流浪在十字街头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还有一种或许是十年之后地球不复存在玛雅人微笑着证明了他们祖先的言论是绝对的权威，不过还好这种担心已被我们的砖家证明为绝对的扯淡。不过我小小担心的是被《计算机世界》骂的“狗日的腾讯”将不复存在从而使得我这篇空间日志也不复存在，我担心的不是将来我会为十年前花两个小时辛苦码的字灰飞烟灭而遗憾，而是我那曾经的用文字记录的所有梦想、抱负、理想、思想也都将随着时间被忘却，现在别说十年前，就是前几年写的高考作文我也会像韩愈当年看到他先前的科举文章似地“颜忸怩而失态”。

十年之后， 或许我真的会对现在的想法感到幼稚。但不管怎样，我只希望十年之后不欺人，不自欺，不被人欺，不伤人，不伤己，不给自己戴高帽，不给别人穿小鞋，不给政府、社会添乱，不玩阴的，损的，缺德的，不赌博，不出轨，不包人（当然也不被包），没事上个豆瓣、写个新浪博客啥的（如果到时候这两个没被和谐掉的话），该捐款的时候咱也不寒碜，该吃喝享受的也不含糊，让自己的老子放心，也让自己的儿子欢心。这种现在看起来比较小资的生活也许十年之后就是在贫困线上了，不过现在看来，已经知足了，一箪疏食一箪浆，一卷诗书树下凉。若如此，不羡鸳鸯不羡仙。但同时我也希望不要丧失基本的社会责任感，现在关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定义也还是不是那么清晰，在十年之后希望到时候很多人都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背负更多的社会道义。如果到时候我们的party更开明，到时候我就多写写杂文。


十年，它只是一个猜想，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对我们下个十年的讨论不可能为将来定下一个基调，我们要就接受现实很多的改变，要处理生活中很多的纠结，要寻求不断地自我提升，那是一种压力，大概也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生命中的很多琐碎与无聊是青春的底色，站出来出口大骂这种生活还不如温文尔雅的默默承受，所以我认为自己也是“藏了癖性，露了斯文，只为求一个心安”。下个十年，它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期望与憧憬，十年之后，我们三十岁，比我老的会叫我小刘，比我小的会叫我老刘了，但它是我的黄金时代，无论怎样，哪怕世界都成了黑暗，也要心胸坦荡。汪峰在歌里唱到“继续走，继续失去，在我没有意识到的青春”。

每个崇尚大时代与大成就的年轻人都渴望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成为转折的时代，他们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述大革命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