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农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由繁荣步入萧条。为解决农业的危机，美国回归到高关税的传统，实行农业的贸易保护，来保护美国农业的国内市场，避免外来农产品的竞争。而广大农民进一步要求政府实行干预，缩小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事实证明，自由放任主义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价格补贴，这是解决美国农业萧条的最好出路。单纯依靠高关税、贸易保护已不可能解决农业的萧条，因为它导致了别国的贸易报复，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世经评论·北京）美国农业作为美国经济的基础产业，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00年到1919年，美国农业经历了20年的“黄金时代”，这为美国打赢一战、援助欧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但随着美国农产品的供过于求和大量积压，随着战后欧洲农业的恢复，美国农业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之中。面对这种萧条，美国共和党政府并未采取积极的政府干预，而是通过大幅度提高外来农产品的关税，来保护美国农业的国内市场，避免外来农产品的竞争。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并未解决农业的萧条，相反，它使农业危机）上加霜。
　　
　　一、美国农业的繁荣和萧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欧洲人口的增加，使美国农产品市场扩大，农业价格高涨，农民收入大大增加，美国农业开始步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持续了近20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战争的刺激下，美国农业利益集团不仅利用难得的机遇来扩大出口贸易，而且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通过充足的粮食和肉类供应，为美国及其盟国打败对手、打赢战争提供了坚强的物质保障。一战期间，美国农业的繁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产品出口的大量增加。据统计，肉类出口由1914年的14300万美元，增加到1917年的35300万美元；小麦和面粉的出口，由8800万美元增加到将近3亿美元。
　　其次，美国农业价格的高涨。1915年市场上药棉的价格，从每磅8分5厘涨到1920年时的平均每磅35分9厘；小麦的价格从1913年的9角7分涨到1920年的2元7角3分。
　　再次，美国农场面积的扩大。战争不仅使土地价格上涨，而且使美国农民为了满足战争对农产品的需要，大量开辟新的农场。“从1910到1920的这10年，农庄面积增加了8.8%，改善过的土地增加了5.1%……美国可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包括农场在内，在1920年以前的整个历史中都有所增加”。
　　美国政府为保障农产品的后勤供应，在国内为农民提供优惠措施，鼓励银行向农民扩大贷款，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使美国农业看起来步入了繁荣的顶峰。而迟至1920年，美国的大多数官员曾经想象，战时和战后的农业繁荣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
　　但是，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恰恰因为这些问题，使美国农业结束了繁荣，陷入了萧条之中。
　　首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拉大。1918年以前，美国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说来高于农民必须购买的工业品的价格，即农产品与工业品的比价有利于农民。这种有利于农民的比价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工业的扩展比农业快，发展得较快的工业足以把发展得较慢的农业的产品吸收过来。但是，1918年以后，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开始大于农产品；尽管农业收入水平仍然很高，但1920年农工产品的平价比率已降为一百零四。此外，还必须指出：“在1914－1920年，农民负债总额约从47亿美元增为85亿美元。”
　　其次，美国民众的饮食习惯在悄悄地出现变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人吃的面包越来越少，肉、家禽和奶制品的消费越来越大。面粉的消费量下降，从进入20世纪时的每人每年平均230磅，降到1920年的200磅。而这对于种植小麦的农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消息。同时，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汽车代替畜力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食用农作物的畜力很大一部分都被石油代替了，石油成为美国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来源。
　　再次，战后欧洲农业恢复，使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减少，美国农业的海外市场趋于萎缩。1919年，美国农业对外出口总值41亿美元，1922年大幅度下降至18亿美元。这使美国农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农民们不能像制造商那样快的按照市场需求去调整自己的生产。实际上，在价格下降时，农民们为了保持总收入，倾向于更加辛勤地劳动，去增加产量，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供过于求的情况更加严重。而另一方面，制造商则减少产量和工人，所带来的只是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在战争的推动下，一年一熟耕作制的过分扩展和强调，已成为战后年代的灾难。”
　　因此，一战的结束既是美国农业繁荣的顶点，又是农业步入萧条的开始。农产品的大量积压和生产能力过剩，引发了1920-1921年美国的经济萧条。而这次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美国农业和农民。虽然这次萧条规模小、时间短、不为人所重视，但它对美国农业和农民们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暴跌，导致很多农场主面临严重的资金周转危机。“小麦原来曾卖到1蒲式耳2.58美元，而1921年小麦售价只有92美分。玉米的价格从1蒲式耳1.85美元跌到仅41美分，而猪肉的价格也从1磅19美分下降到6.5美分。其结果，农场的平均净收入从1395美元降至517美元。”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使大量农民破产，失去了自己的农场。据估计，“在1920-1921年的经济萧条中，45.3万农场主失去了自己的农场。……在蒙大拿州，1920年至1923年间，每1000个农场主中有280人失去了自己的农场。农业遭受打击的地方尤其集中在那些专门生产小麦、玉米、牲畜和棉花的地区。”
　　另一方面，农民收入的减少和破产，连带了大量乡村银行的倒闭和破产。许多农民在战时物价上涨和人们对粮食需求的鼓励下，为了增加生产，大量向当地的银行借贷来购买土地、设备、种子和肥料，而银行在政府的鼓励下也乐意贷款给农民。并且，对许多美国农民颇具吸引力的土地热发展迅速，小的且资本较少的乡村银行靠在不动产抵押借款办理过程中向农民收取佣金，使乡村银行实力慢慢壮大。不过，1920-1921年农产品价格的狂跌使这一泡沫爆裂。“回赎抵押品权利遭取消的农场数目激增，未履行贷款的数目也激增。”大量乡村银行由于农民的破产而倒闭。1921年，倒闭的银行有505家，其存款额为17200万美元，银行倒闭的数量和金额达到了南北战争以后的最高峰，并且倒闭的银行中大部分都是农村银行。
　　面对一战后不期而遇的农业萧条，美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美国领导人并未积极地从内部寻找出路，而是又举起了传统的贸易保护的大旗，来保护其国内市场，避免外来农产品的竞争。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并未解决农业的长期萧条，而且这种高关税引起别国的关税报复，恶化了美国外贸的环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其农业的萧条。
　　
　　二、美国农业的高关税和贸易保护
　　
　　事实上，自塔夫脱政府以来，美国就逐步降低关税，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塔夫脱就任总统的第一个任务是修订保护性关税。为此，他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讨论修订关税，并“展开了七十五年中最大的一次关税辩论”。最终国会通过了《佩恩－奥尔德里奇法》。该法案较以前的法案有所改进，它“第一次为了以后进行科学的（关税）修订打下了基础”；而且，就塔夫脱本人来说，该法反映了他的意志，他赞成减低关税，同时他支持该法案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法案“其中的行政性规定：即采用最高和最低税率与成立关税委员会”，这样他可以通过行政权力修订关税税率。威尔逊继承了塔夫脱修订关税政策的努力。他认为，美国应当改革关税制度，因为“它使我们在世界贸易中不能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违反公正的征税原则，并使政府成为私人利益集团手中的顺从工具”。当保护贸易制度的支持者进行院外游说活动时，威尔逊号召舆论界“制止并摧毁狡黠阴险”的院外活动分子所带来的“无法容忍的负担”，打败了他们的游说活动。1913年，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安德伍德法案》，并由威尔逊签署实施。该法取消了许多特权，减少了原先过于庞大的细目表，不过并没有废除保护贸易制度。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一般阶层的利益，把部分负担转嫁给那些最有能力承担的人，从而改变了联邦税收结构。简言之，1913年关税法的通过，打击了被称为“托拉斯之母”的高额保护关税制度，是“民主党人有能力实现‘新自由’目标的一次令人折服的证明”，也考验了威尔逊总统的领导能力。
　　在威尔逊为结束一战、实现世界和平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包含着“消除贸易障碍”的要求，即美国反对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地一起建立的封闭性帝国贸易体系，要求世界贸易“门户开放”的政策。一战后，威尔逊政府仍然试图打破关税壁垒，反对贸易战，认为“贸易战对人类的和平比军火更危险。”但是，继任的共和党政府抛弃了这一点。
　　美国制定了1921年的《紧急关税法》，该法在美国农业关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美国又重新回归高度贸易保护的传统。因为这个法令把肉类和主要农产品的关税提得很高，使国外农产品进入美国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法令虽然给农民的实际好处并不多，但从法律上安慰了农民，使他们感到国家保护了他们的国内市场。
　　在1921年《紧急关税法》的基础上，1922年，美国又颁布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该法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共和党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它再次提高农产品的税率，其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包括了鹿肉和橡子。同时，《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不仅保留了关税委员会，还扩大了它的权力。它授权总统根据关税委员会的建议可以在50%的范围内提高或降低关税税率。这个法令经哈定政府到胡佛政府一直作为共和党的关税政策而执行。
　　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并未起到应用的作用，农业并未出现复苏的迹象。由于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国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国会在农业利益集团的操纵下，除维持高关税政策外，又采取了两大重要举措。
　　其一是国会于1922年通过《卡珀-沃尔斯特德法案》，将农业排除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反托拉斯条款之外，允许农民成立合作社，生产和销售他们的产品。本来，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农民合作社看作是“限制贸易的联合”，属禁止之列。合作社的发展为此受到严重阻碍。实践证明，合作组织对农民是有利的，对合作社的限制是错误的。所以，广大农民一直抗议对合作社的限制，要求国会为合作社正名，进一步明确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在农民的长期努力下，在农业面临萧条的情况下，国会和政府改变了对合作社的态度。
　　《卡珀-沃尔斯特德法案》刻意规定农业合作社的购销活动不在政府反垄断法的条例范围之内，这反映了国会不惜在法律之内对农业网开一面的良苦用心，而国会制定的此项法案也得到行政当局的大力支持。但是，该法案并未认识到农业萧条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不可能根本性解决此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美国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根本性的，而且是长期性的。农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正在转变之中，但是美国政府似乎没有对付这个局面的政策措施。”
　　相比美国政府，许多农民们却认识到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即他们必须卖出的农产品价格与他们必须买进的工业品价格的差额。1922年，一批农民开始要求农产品的价格能保证给他们相当于1909-1914年农业最繁荣的黄金时期美元的购买力。支持这个要求的农民越来越多，代表他们利益的国会议员很快采取行动，作出回馈，其最终结果就是《麦克纳利-霍根法案》的出台。
　　
　　三、国会与总统关于农业问题的冲突
　　
　　1924年，议员麦克纳利和霍根联名提出第一个具体体现农业平等设想（即农工产品平价的想法）的议案。它揭开了国会与总统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斗争的序幕，这场斗争是围绕着要把农产品价格提高到大致同工业品等价交换水平的方案而展开的。这两名议员制订这个议案，目的是设立一家有权买卖剩余农产品的国营公司，来恢复和维持主要农产品同工业品的平价比率。他们在当时还未想到像20世纪30年代和以后那样让政府收购和储存农产品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他们建议设立的国营公司的主要任务在于：不管国际市场上价格高低，向国外销售剩余农产品，以阻止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该方案实际上是对农产品采取国内高价、出口低价的双重价格制度。
　　《麦克纳利-霍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这项法案实际上成为后来罗斯福“新政”中《农业调整法案》的翻版，意义重大。但在自由放任观念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在奉“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为格言的柯立芝总统的领导下，此项法案意味着政府要规定产品价格，并要政府去做买卖。柯立芝总统认为农民需要某种帮助，但联邦政府的责任或任务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救济农业的方法，并两次否决了《麦克纳利-霍根法案》。
　　以柯立芝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人认为，只要树起农业高关税，对农业等弱势产业实行贸易保护，避免外来农产品的竞争，就能维持国内市场的繁荣，实现农业的复苏。而许多农民和国会议员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为农民规定和维持工农产品的平价比率。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背后的实质则是体现了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
　　20世纪20年代标志着农村农场生活梦想的终结。农场人口在整个20年代都在下降，即从650万个农场的将近3200万人降至630万个农场的3050万人。但在此期间，美国人口增加了800多万，达6200万人。农业的长期萧条制约了美国经济快速、健康、良性的发展。因为农村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而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农民的大量破产和收入的降低，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为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埋下了隐患。
　　1929年经济大危机对美国农业的进一步打击是不言而喻的。“从1929到1932年，已经大大紧缩过的农庄价值又进一步下降了33%，而且，农民的总收入下降了57%。”千百万农民购买力的彻底崩溃，大大地减少了工人与制造商的工作，从而加深了萧条。
　　面对经济大萧条，共和党的胡佛总统与前任柯立芝总统一样，仍然求助于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他在农业利益集团和劳工阶层的支持下，于1930年签署批准了由国会通过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该法把《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已经提高的农业关税再度提高，“农产品的平均税率从20%增加到34%，全部关税的总平均水平从38%提高到40%。”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法案。胡佛总统本想通过此项关税法案，一方面促进美国外贸的增长，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恢复国内经济的繁荣，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取悦于美国民众，从而为其竞选下任总统作好准备。但事实却与胡佛的美好设想恰恰相反。欧洲各国纷纷出台关税报复法案，限制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美国商品的进口。到1930年，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关税已经接近50%，这不利于美国产品走向世界。“1932年，美国农业产品出口总值仅为66200万美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胡佛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后来的罗斯福政府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萧条，进行政府干预，对农业实行价格补贴和优惠政策，从根本上缓解了农业的萧条问题。美国农业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四、结 语
　　
　　事实证明，单纯依靠高关税、贸易保护已不可能解决农业的萧条，更重要的在于政府干预，对农业实行价格补贴，这是解决美国农业萧条的最好出路，也是惟一的出路，罗斯福政府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克服了农业长期萧条的局面。
　　现实是理解历史的钥匙，今天美国对农业的贸易保护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一战后美国农业政策的困境。同时，历史又是认识现实的镜子，一战后美国农业的高关税和贸易保护对我们分析当今美国的农业贸易政策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徐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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