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理论与问题的反思（讨论稿）

上篇 二元经济发展论：从古典向新古典的演变[①]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下降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已经注意到，大部分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的人均国民收入要比当时欧洲大陆其它国家高的多，他指出这种产业间存在的“收入差”将会推动劳动力向更高收入部门转移（威廉·配第，1981/1690）。20世纪，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40）从这种现象出发总结出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后进一步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后来，“GNP之父”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结构与劳动力部门结构的变化趋势之间的一致性：农业部门不论在总产值中还是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都趋向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的比重则趋向上升（1999/1971）。正是立足于这种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欠发达国家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1、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由于欠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落后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因此解决结构问题（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经济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②]。问题是，如何增加资本积累？有人认为必须仰仗技术进步，有人主张必须利用收入分配政策，有人提出必须依赖国外援助，甚至还有人宣扬必须借助通货膨胀。而以刘易斯（W. Arthur Lewis）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们天才地发现，只要能够有效地利用欠发达国家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就足以解决它们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问题，由此形成了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第一，“零值劳动力”假设[③]，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刘易斯，1989/1954：3）；第二，“工资不变”假设，即“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1989/1954：10）；第三，“资本家剩余”假设，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刘易斯，1989/1954：12）。由此，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1）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2）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3）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④]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奇迹般地从有关不发达的简单命题中引出了典型不发达国家的全部‘运动规律’，以及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赫尔西曼，转引自蔡昉，1990：48）。不过，就这一模型本身而言，它的两阶段划分过于粗糙，而且忽视了农业发展的作用。针对这些缺陷，费景汉（John C. H. Fei）与拉尼斯（Gustav Ranis）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1964）。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首先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这个阶段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⑤]（Disguised Unemployment）。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⑥]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不同在于前者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而且更重视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本身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而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问题是，如何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保证“制度工资”水平的不变？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二元地主”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描述的经济的成功发展完全严格依赖于地主所起的作用。他应当热衷于储蓄；应当向工业部门出售他的剩余；应当把他的储蓄转移到工业企业；应当向往改革并不断改进农业技术”（Dixit，1978）。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元地主”是“费—拉”模型的一个薄弱环节。

2、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向新古典主义的演变

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主张通过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其核心是解决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积累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理论不啻是一本福音书，给他们带来了满怀的希望。事实上，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踏上了刘易斯指引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现实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反而问题丛生、困难重重，尤其是他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了，与此相反，那些在60年代逐渐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机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⑧]其中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批评又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方面，这一假设在早期二元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是前提性、基础性的，如果这一假设被推翻，“工资不变”假设也就无法成立，而整个理论模型也就不攻自破；另一方面，这一假设与新古典主义的主张是直接冲突的，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相信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竟争制度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

批评“零值劳动力”假设最激烈的是与刘易斯同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⑨]在《改造传统农业》（1964）一书中，他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试图以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为论据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他由此得出结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舒尔茨，1999/1964：29、54）。

对于舒尔茨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舒尔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的事实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而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导致农业总产量下降的事例则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Sen，1975、1966；黄宗智，2000/1985）[⑩]。总得来说，经济学家们倾向调和这种矛盾，即一方面强调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中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一定为零。例如，阿马蒂亚·森（A. K. Sen，1975）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人们也许会问，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为零，为什么还使用它们呢？这一点难道不与合理的行为相悖吗？”森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没有把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并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太多的劳动，而是使用了太多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为零，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实际上也许恰好等于零。……隐蔽失业通常采取每人工作较短的时间的形式”（转引自韩俊，1994：5）。换言之，假定农业工作定额是灵活的，即在最高限额制约下，工作时间长度是可变的，那么农业劳动力的长期收缩并不一定引起产出的减少[11]。贾塔克（S. Ghatak）则从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投入量直到边际生产率为零是合理的，但是，即使在自给农业中，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也可能是大于零的正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力可以用于农场外部的补充就业，例如在现代部门受雇，当零工或临时工。二是因为追加劳动时间边际成本为放弃的闲暇，故而追加收入的边际效用与追加劳动的边际无效用的均衡点，很可能甚至通常是在一个比劳动时间的零边际生产率更低的集约水平上达到（贾塔克，1989/1978）。

其实，舒尔茨否定“零值劳动力”假说的根本意图是要反对刘易斯等人把传统农业看作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的消极农业观，而舒尔茨强调“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建立在这样一种结构主义分析基础上的二元经济政策会导致国民经济中价格偏离边际替代率，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因此需要重新确立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主导地位。在这方面贡献比较突出的是乔根森（D. W. Jorgensen，1961、1967）的“农业剩余”模型与托达罗（M. Todaro，1969）强调“预期收入”的劳动力流动模型。

乔根森通过将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引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使之改造成新古典的“农业剩余”理论模型。乔根森认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门的二元性仅仅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生产函数与组织方式上的不对称性，在这样一种二元结构中，农业部门需要引入资本要素以及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农业的发展，而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乔根森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强调通过降低农村人口增长率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而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恰恰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分水岭”。乔根森模型的特点是将经济发展的生长点由刘易斯模型的现代工业部门转到了农业发展上，用农业剩余取代了隐蔽失业作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条件，强调了在劳动供给条件发生变化时消费需求对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

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主要是针对刘易斯模型中存在的两个问题提出的：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继续向城市转移？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能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掉？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277~285）。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2]

3、理论的反思

首先要澄清一点：现有的一些文献往往将各种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统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这种理解容易产生这些理论模型主要是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误解。事实上，这些模型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农村劳动力是如何转移的”，而是“现代经济部门是如何扩大的”。例如，刘易斯模型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扩大资本积累，“费—拉”模型讨论的是如何在扩大资本积累的同时保证农业剩余的增加，乔根森模型讨论的则是如何保证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这些模型假定，只要上述问题得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自然会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向具有更高收入的现代产业部门转移，至于这种“比较利益”究竟是指客观的城乡差距还是主观的“预期收入”，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13]

当然，尽管在对劳动力剩余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古典与新古典的分歧，但不可否认，这些理论模型都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环节。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理论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区别呢？

首先来看刘易斯模型。这一模型将剩余劳动力看作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换言之，将这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是资本积累的最重要的途径，[14]而“零值劳动力”假设意味着通过这种途径进行资本积累几乎不用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样一件几乎是“无本生意”的“大好事”需要什么样的“上帝之手”来推动呢？对于这个问题，刘易斯始终闪烁其词，而是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如何进行并加快资本积累，不过字里行间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维持生计的生产者”）的欠发达国家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总想为生产而进行投资的集团”（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而考虑到这些国家在这方面可能的“先天不足”，刘易斯“热情”地探讨了政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可以使用的手段。可以这样总结《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的前半部分：刘易斯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观点完全是“古典”的，而且与马克思保持着高度一致（“资本家有一种积累资本的嗜好”、“劳动创造资本”），而他之所以给那些欠发达国家开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药方，理由也只有一个：既然有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不去“利用”呢？或者说，既然可以如此方便地——甚至都不必等到一个垄断的资本家阶级出现——获得如此高的超额利润，为什么不去赚取呢？

再来看“费—拉”模型。费景汉、拉尼斯这两位经济学家虽然向往刘易斯为欠发达国家描绘的“美好前景”，但是却没有刘易斯那么乐观和自信：真有这种“无本生意”的“大好事”吗？最终他们找到了刘易斯模型中的一个“漏洞”来证明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当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而低于“制度工资”水平时，要继续转移劳动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这时将会出现农业总产量的下降甚至粮食短缺，进而导致工业部门工资的上涨和资本家剩余的减少，而这就意味着刘易斯所构想的“无本生意”将无法再维持下去。但是，费景汉、拉尼斯并不愿意放弃刘易斯描绘的“完美蓝图”，于是他们本着“拾遗补缺”的精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既能保证粮食的充足供给又能维持不变的“制度工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对刘易斯模型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修正，即从寄希望于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转为寄希望于一个既能起到“金融中介”作用又能“循规蹈矩”从事储蓄并投资于农村工业、而且还能以此为动力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最后还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对整个市场情况变化作出灵活反应的“二元地主”阶层。为什么费景汉、拉尼斯作为经济学家要设想出这样一个能够“指出方向、从事实验和甘冒风险”的阶层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广大的耕种者和经营者”都能从事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也就不存在可以利用的“剩余劳动力”了，所以，这些人注定只能“扮演着模仿者和跟随者的角色”。然而，大概费景汉、拉尼斯也意识到这样一种“全能地主”很难从欠发达国家“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因此不得不强调“上述几种必不可少的功能必须用某种方式去代替”，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大类经济代理人的流动，通过一个制度的设计、为他们的参与提供刺激，并为通过一段学习过程去改进他们的效率提供机会”（1989/1964：143）。但是，谁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件复杂艰巨的工作呢？对此，费景汉、拉尼斯除了通过所谓成功的例子（日本）与失败的例子（印度）总结出一系列经验教训之外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

然而，费景汉、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进行的“修补”终究不是用一个躺在“空中楼阁”里的“二元地主”阶层所能糊弄过去的，反而使其提出的问题更加欲盖弥彰了。这或许正是乔根森模型将分析的重点完全转向农业剩余问题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重点的转移的“代价”是不菲的，那就是不得不彻底放弃刘易斯关于“无本生意”的幻想。所以，在乔根森那里尽管还保留了一般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概念，但已经彻底放弃了“无限供给”和“制度工资”假设，而把现代部门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农业剩余的增长上了。具体来说，与刘易斯模型和“费—拉”模型展现的“雄心”相比，乔根森模型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明显“低调”和“现实”了：一方面，乔根森模型对经济二元性的理解仅仅是强调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的不同，而对这种部门间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已经不再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模而是取决于农业剩余的规模了；另一方面，乔根森模型里已经找不到前两个模型里对某个特定阶层特别寄予厚望的明显痕迹了，[15]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村人口增长率的控制（另一个可以着力的因素是农业技术的改进），[16]而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惟一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根森模型可以看作是对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终结。

那么，上述三种模型中哪种的理论价值更大呢？一种观点认为，乔根森模型使人们得以摆脱古典主义的框框，在认识和解决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另外，乔根森模型代表了当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潮流，而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依据自由经济原则迅速发展的事实则在客观上支持了这样一种潮流。本文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深不以为然。姑且不论亚洲“四小龙”兴起与“新古典主义复兴”之间有多大的关系，本文认为，理论模型的价值首先来自于其逻辑的力量，匆忙在现实中寻找有利的证据来论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不是一种“可证伪”意义上的科学态度，而比较上述三种理论模型，不难发现，乔根森模型是其中最缺乏逻辑力量的一个。首先，乔根森模型所强调的农业剩余的出现与持续增长只能作为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只能由后者推论出前者，而不可以从前者推论出后者，而在刘易斯那里，劳动力剩余构成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其次，乔根森模型忽视了这样一个从其逻辑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存在大量农业剩余的前提下却没有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例如中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为什么明清之后的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17]最后，乔根森模型将农业剩余的缺乏简单地理解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也是不严谨的。在这个问题上，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1981）一书中进行的分析是值得借鉴的。[18]

与乔根森模型逻辑上的松散相比，刘易斯模型在逻辑上是环环相扣的：“零值劳动力”假设直接构成了“工资不变”假设的充分条件，而“工资不变”假设又构成了“资本家剩余”假设的充分条件。从刘易斯模型逻辑上的自足性来看，简单地批评这些假设的非现实性对于理论的发展毫无裨益，而只要承认现实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不管现实中这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刘易斯模型的理论意义就是无法忽视的。

中篇 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问题的反思

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应用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或者强调模型假设的现实性并由此论证其政策的合理性，或者强调理论模型的非现实性并由此对其政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客观地说，这种应用的确可以对具体的政策制定起到一定的“解惑”作用。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应用往往具有“事后诸葛亮”的特点，所包涵的政策意义往往是有限的，而仅仅将讨论局限于此反而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遮蔽”，不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19]究其原因，正如本文所强调的，理论模型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逻辑的力量，而上述应用本身就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相应模型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换言之，在没有对理论模型自身的内在逻辑加以辨析的基础上就贸然讨论理论模型所谓的“现实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

本文认为，真正科学的解读是在把握理论模型所探讨问题的“支援背景”（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基础上对其“话语的隐性逻辑”进行“解蔽”的过程。[20]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具有逻辑力量的理论模型都是对现实实践的一种抽象，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模型是否具有所谓的“现实性”，而在于理论模型是如何“反映”现实的实践的，或者说，要批判一种理论模型，关键在于指出这种理论模型是如何扭曲现实实践的，因此解读的出发点就不应该是理论模型的某个假设，而应该是现实实践中的问题本身。

1、农村劳动力剩余（Rural Labour Surplus）问题：制度性剩余

森与贾塔克等人对“零值劳动力”假说的修正似乎结束了劳动力剩余的概念之争，[21]但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历史地看，真正需要解释的并非劳动力长期收缩而农业总产量保持不变的问题，也不是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究竟有多大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已经开发殆尽、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传统的小农经济依然能够不断吸收如此大量劳动力的问题。[22]在这方面，恰亚诺夫[23]（A. V. Chayanov）、黄宗智等人的研究为人们理解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角（恰亚诺夫，1996/1966；黄宗智，2000/1985）。恰亚诺夫区分了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与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和剩余劳力的不同反应：大农场可以根据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而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因为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对于剩余劳力的存在与劳力的不充分使用无能为力。恰亚诺夫指出，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而且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黄宗智将这样一种分析引入对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业发展状况的研究，证实了人口压力常常使得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的事实。但是，与恰亚诺夫不同的是，黄宗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用“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用”等概念来解释这种微观经济现象，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分化与制度变迁的层次来分析小农经济的“内卷化”特征[24]，并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华北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实际上是生产关系逐渐商品化背景下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所导致的结果。

恰亚诺夫与黄宗智的研究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争论是具有启发意义的。“零值劳动力”假说所关注的仅仅是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忽视了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因为它假设传统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在没有大的技术改进的情况下是基本不变的。然而，农业“内卷化”的首要特征就表现为土地生产率越高，劳动生产率越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较边际劳动生产率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在内卷化农业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的确会带来总产量的上升，但这种上升是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代价的，因此并没有带来经济剩余的增长。[25]从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一点来看，“零值劳动力”假说并不算错，同时又支持了舒尔茨的“向农民投资”的观点。但是，真正值得重视的并不是用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为“零值劳动力”假设辩护，而是这一事实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黄宗智那里，与其说人多地少导致了小农经济的“内卷化”，母宁说小农经济的“内卷化”进一步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与其说小农选择了“内卷化”的生产方式，母宁说小农越是企图从“内卷化”的生产方式中挣脱出来（例如冒险进行商品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反而进一步陷入这种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多地少的矛盾并不是如马尔萨斯（T. R. Malthus）所说的那样决定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铁律，而是由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历史地决定的。换言之，农村劳动力剩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首先是制度性的。

对于农村劳动力剩余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内学者也作了大量分析。例如，曹阳在分析传统农业经济中人多地少与贫困落后的关系时就指出，“我不仅不否认，而且还高度重视这种过度人口与中国至今还贫困落后的高度相关性，但是，不能同意一些人把中国的贫困和落后统统归结于过度人口，或者把过度人口作为中国贫困和落后第一位原因的观点。我要问，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总是要高于发达国家？为什么越穷越有‘多生’的刺激和冲动？要回答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应该归咎于‘制度’，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区别：传统的农业经济制度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一种内在的刺激人口‘高生育’的机制；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本质上则要求人口的‘高’素质而非‘高’数量。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1997：2~3）。陈吉元在分析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时也指出，“在以畜力、手工劳动所创造的农户经济效益，比起一个经过教育培训的复杂农业劳动力所创造的农户经济效益，不仅不低，而且还要高；把一笔相当于生养一个简单农业劳动力费用的资金额，直接投入农业生产过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起一个简单农业劳动力所带来的农户经济收益要低。这样，这种外延投入再生产的手段就是依靠多投入简单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所以，农户愿意以多生儿女的方式，增加简单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扩大农户的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力”（1993：202）。郭正模、赵巍则从传统农业中劳动力要素对资金或者自然资源的替代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在传统农业中，农户经营决策很少考虑成本与收益比的关系，劳动成本也缺乏社会比较，故只能由生产者自己承担。收益只要能够维持劳动者及家庭人口的再生产过程，这种劳动的扩张就被认可为有意义的。同时，生产者也不愿意劳动要素处于闲置状态和不愿意因土地或资金的短缺而影响它的生产最大能力，故产生了用劳动要素来替代资金、资源的生产动机，使资源配置关系发生变化”（1991：81~82）。

上述分析说明，理解农村劳动力剩余概念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讨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否为零，而在于认识到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剩余[26]，因为归根结底，农村劳动力剩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与社会事实，是深深扎根于传统小农经济制度的土壤之中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小农经济制度下[27]，“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在这里作为直接的生产资料，由它的生产者即农民本人消费，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额，才作为商品进入同城市的贸易”；同时，“只要产品的价格足以补偿他的这个工资，他就会耕种他的土地，并且直到工资下降到身体的最低限度，他往往也这样做”（马克思，1975：907~908）。小农经济制度在根本上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大量积聚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的，因此必然会消亡，而农村劳动力剩余现象作为其衍生物也必然会在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过程中逐渐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劳动力剩余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2、农村劳动力转移（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问题：劳动的社会化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首先是一种制度性剩余这一点来看，关于“零值劳动力”的争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真正的问题是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在这个问题上，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大。例如，刘易斯曾指出，现代部门不仅要雇佣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还要“使传统部门的观念与制度现代化”（1989/1979：152）；而舒尔茨在分析如何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的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Schultz，1980：221）。问题是，这种制度创新与变迁是如何发生的？无论是刘易斯还是舒尔茨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假设，只要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会解决剩下的所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在刘易斯还是在舒尔茨那里，“劳动力转移”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有实质意义的问题。[28]

进一步来看，虽然舒尔茨关于“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判断并进而用资本收益率低下解释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的确有助于纠正刘易斯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农业的偏见，但是当舒尔茨讨论通过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源泉时，他似乎忘记了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这种思路本身更象是一种“无米之炊”。关于这一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1945）实际上已经客观地指出来了。在分析农业对中国工业化作用时，张培刚一方面指出，“要估计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单独所发生的作用是困难的，因为按照我们的概念，农业本身就包含在工业化过程之内，并且是这个过程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因为这是“必须以基本机要部门的工业发展为前提的”，而且虽然“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帮助发动工业化”，“但是全部输出额，比起要有效地发动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进口来，实嫌太小”（张培刚，1984/1949：206~208）。正因为如此，虽然张培刚在传统农业的作用问题上没有刘易斯等人那样的偏见，但他更倾向于将中国的工业化归结为资本的输入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显然，这种思路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这正是刘易斯理论在战后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又回到刘易斯的思路上来。为什么刘易斯等人要强调“零值劳动力”或者“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对于欠发达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经给出了答案：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并进而成为其存在的前提。马克思（1867）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马克思，1975，第1卷：784）；而这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又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马克思，1975，第1卷：702），所以，“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马克思，1975，第1卷：692）。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逻辑来看，刘易斯只是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取代了“过剩的工人人口”，同时对这一逻辑进行了“掐头去尾”的处理：用“零值劳动力”假设掩盖了“现代经济”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破坏所造成的小农的“无产化”，又用“资本家剩余”假设制造出大量就业机会的“幻象”来掩盖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民窟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舒尔茨就显得过于“不明事理”了，也就难怪刘易斯一再在那里“话里有话”地强调“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并不重要”，而不管是费景汉、拉尼斯还是乔根森，他们对刘易斯模型的所谓“修正”或“发展”只能说是一种不知所以的“狗尾续貂”。

对于刘易斯模型所扭曲的这一逻辑，经济史学家阿尔利吉（G. Arrighi）曾在“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研究”（1969）一文中力图还原其真实面目。阿尔利吉的这项研究是针对巴伯（W. J. Barber）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对罗得西亚雇佣劳动大军发展过程的解释（1961）。巴伯的观点是，在1929~1945年间，由于存在大量“周期性隐蔽失业”的劳动力，所以虽然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但非洲人的受雇人数一直是上升的；而由于1940年代晚期当地人口进入了“准充分就业”阶段，所以1950年后非洲人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阿尔利吉首先指出了巴伯的假设中与事实不符之处：在1920年以前，非洲人的劳力供给始终是短缺的，而不是象巴伯所说的是供给过剩，同时，在1896~1903年期间当地的实际工资曾出现过显著的上升。阿尔利吉进而对1903~1922年在劳动力始终短缺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反而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由于1903年罗得西亚在伦敦的投机性繁荣崩溃所导致的：在那以后，生产不再从属于投机，而之后幸存的企业的生产不再从属于投机，并且形成了非洲人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独家垄断组织以及“维持基本生计的工资的传统”。阿尔利吉对在这种“维持基本生计的工资的传统”基础上的劳动力供给的扩大进行了分析，证明了不是自由的市场机制而是强制性的殖民机制采用各种政治手段剥夺了罗得西亚农民的各种生存资料，并使他们逐渐陷于不得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地步，同时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罗得西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才导致所谓的“货币经济”对于罗得西亚的农民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状态，并进而进一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矛盾的扩大。[29]

阿尔利吉对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分析说明，在刘易斯那里被“省略”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其实并不象国内一些学者经常强调的那样是由市场按照“比较利益”来调节的，甚至是“反市场”的。事实上，阿尔利吉将罗得西亚的劳动力转移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1903年以前，劳动力供给是短缺的，但大体上是按照完全竞争的市场原则来进行的；在1903年之后，买方独家垄断组织通过强制性的殖民机制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而其基础就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断扩大的罗得西亚农民的无产化；在19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罗得西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方面，强制性的殖民机制逐渐变得不必要，另方面，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工人斗争意识的增强，都促使了实际工资的上升。

由此可见，劳动力转移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可以“省略”的问题，其实质是劳动的社会化，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孤立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变的过程，其基础是日益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争议。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劳动的社会化。在刘易斯、舒尔茨那里，劳动的社会化被片面地抽象为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即使是在更为客观一点的学者那里，也仅仅是认识到“劳动力从市场移向工厂，绝不是直接的、立即的、畅通无阻的”（张培刚，1984/1949：199），或者是帕森斯（T. Parsons）、斯梅尔瑟（N. Smelser）在一般意义上所讨论的“为生产服务提供劳动力的制度化”[30]，而忽视了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什么刘易斯要一方面强调“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几乎不用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其实，劳动力转移本来就不是以劳动力剩余为前提的，因为即使没有这个前提，资本主义也会制造出这个前提，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只是这样一个过程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被刘易斯用“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一笔带过了，因为他所考虑的代价仅仅是资本的利益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利吉对刘易斯和巴伯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这两位作者把非洲人的不发达，设想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将逐步予以消除的一种原有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是作为一种最终是有益的和合理化的影响力量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被设想成一种最终是有益的过程，而且还被设想成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含义是，它完全是或几乎完全是纯粹由‘市场力量’（也就是个人在市场中的自由选择）所诱发的，而种种公开或隐蔽形式的强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或只起过微小的作用”（许宝强、渠敬东主编，2001：200）。

下篇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中的问题

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代，原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巴克（J. L. Buck）在对中国7个省15个地区2542个农户进行了为期五年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出版的《中国的农业经济》（1930）一书中指出，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总根源是农业人口过剩、过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31]。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在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时也曾指出“中国农村家庭以‘隐蔽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的方式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张培刚，1984/1949：211）。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50年代后期，政府已经认识到迅速增加的农村人口与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性，指出“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几百万人放在农村是出于不得已的办法，以后的情形还要严重。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马寅初，1998/1957：36）。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能够深入开展，究其原因，固然有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干扰，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观点或者过于强调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过剩，或者是仅仅局限于把农村劳动力剩余视为工业化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农村劳动力剩余本身有利的一面以及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战略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32]

问题是，能不能说中国前30年发展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这30年中，由于国家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而逐渐建立了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迁移制度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了很大阻碍，以至于就业结构的转换大大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村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本文认为，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重心与刘易斯所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这三十年也的确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实质是一种二元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与那些遵循刘易斯模型而最终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相比，这一战略甚至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其自身确定的目标。但是，与刘易斯开出的“药方”相比，有两点区别需要强调：其一，对于这样一种战略而言，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不是前提而是结果，而在刘易斯那里，二元结构以及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是被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起点的；其二，这一时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把大量农业剩余以“剪刀差”的形式转移到城市与工业部门以及资本在工业部门内部的自我循环方式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并不在于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在于其自身确定的目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本身就是冲突的。

真正意识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是改革的结果。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的迅速增长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另方面，使长期积累的人多地少的压力释放出来，农村劳动力剩余成为改革之后的农村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费孝通教授从改革之初就始终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他指出，尽管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但面临的共同问题都在于如何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共同的关键问题”（费孝通，1999，第9卷：603）。这种认识的确立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1982年宋林飞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为标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开始兴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业已成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课题。

80年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产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以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与乡镇企业就地转移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需要通过开通城乡走城市化异地转移的道路。现在看来，这种讨论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当时却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即应不应该以及如何支持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这一讨论直到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改制”才最终尘埃落定，但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33]

尽管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依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从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为确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位置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周其仁、杜鹰与邱继成（1987）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扭转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性以及转移的一般机制；郭庆（1989）回顾了建国以来宏观国民经济的六次波动，从转换二元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三大恶性循环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三大矛盾；邓一鸣（1989）分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指出80年代后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下降是“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同时推进以及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城乡利益结构向城市倾斜继续执行的结果”；郭书田、刘纯彬（1990）在区分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了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14种制度因素；蔡昉等人分析了传统“赶超战略”与经济结构扭曲之间的关系，阐述了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为取向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设想（蔡昉，1990；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进入90年代，农民流动现象日益引起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尽管一直到90年代后期，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本乡以外就业的比例才开始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34]，但是农民成批外出就业现象早在1984年中央政府出台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政策以后就开始出现，到了80年代后期，农民外出就业已经迅速扩大到千万以上的规模，初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由于“民工潮”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政府最初的政策是强调引导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消化，防止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城找活干的局面”[35]。针对这种将农民流动等同于“盲流”加以严格限制的传统思路，袁亚愚、兰明春、唐平等人（1994）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那种强调农村劳动力“就地消化”的主张的实质是要“限制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谋生和开拓他们的事业”，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他们强调，“民工潮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既反映了我国农民社会流动的困难，又反映了这种流动正在日益加快，同时它也非常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的‘生育阵痛’”，而当代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研究真正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中的中国农民，将通过哪些形式和经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或途径，实现自身的根本性改造和变化”。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再加上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有序流动”的思路，中国农民流动研究全面展开。例如，杜鹰、白南生等人（1994）在对安徽、四川两省4县12村2820个样本户的抽样调查与195个外出户的典型调查基础上围绕“是什么人外出、为什么外出、怎样外出、外出后怎么样、外出对农户和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出对农业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李培林（1996）在对济南市流动民工的抽样调查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外出就业农民的“亲缘关系网络”对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作用。黄平、郭于华、杨宜音（1997）在对分布在中国4个省8个村庄280个农户的入户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农民流动过程中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赵树凯（1997）在上海、苏南农民流动组织调查的基础上对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初次流动、再流动以及回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流动者内部的非正式组织进行了分类，对政府如何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反思。龚维斌（1998）在对安徽省无为县农村的典型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就业对输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个人、家庭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具体体现。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1999）以90年代中期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进城农民（peasant migrants）、城市政府是如何围绕市民身份（citizenship）展开博弈并进而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逐渐由描述性研究向分析性研究深入，在农民工返乡与资金回流（白南生、何宇鹏，2002；李强，2001）、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王春光，2001；柯兰君、李汉林主编，2001）、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杨云彦、陈金永，2000）、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翟学伟，2003）以及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及其机制的影响（蔡昉，2001；李强，2003）等诸多具体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6]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两种观点的出现：一种观点强调，当代中国农民流动问题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分属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探讨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袁亚愚主编，1994：4），甚至还有的学者以转移出去的年轻力壮、就业能力强的农民不是农村劳动力中的“剩余部分”以及耕地抛荒现象为理由拒绝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龚维斌，1998：26）；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仅仅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并不能充分解释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现象，相反，通过对农民流动现象的分析可以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黄平，1999：191~195）[37]。对于第一种观点，本文认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李培林，1996），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两种视角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劳动力流动必然引发诸种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这样一个过程正是通过农民的社会流动来体现的；而那种强调转移的劳动力不是“剩余”的劳动力的观点则存在学理上的错误，因为经济学是只见“要素”不见“人”的，剩余的是“要素”而不是“人”，从来不存在哪些人是“剩余”哪些人不是“剩余”的说法，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劳动歧视，而劳动力在本质上是同质的，单独的个体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转而从事非农职业是市场的问题而不是劳动力的属性问题[38]，劳动力剩余对于个体或农户来说只不过是他们进行经济决策时的一个变量而已，劳动力剩余度越大，他们自然会更迫切的寻找非农就业机会。对于第二种观点，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现象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流民”现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种人口流动恰恰是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规律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不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角度出发，对农民流动现象的分析就会因为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容易误入歧途，或者止于理论上的空谈。

当然，上述观点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仅仅从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论证转移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更需要立足于农民大规模流动的现实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社会学者任重而道远。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分析，本文试图通过对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相关问题与观点的讨论加以说明。

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系列文献中[39]，孙立平教授多次讨论了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1）现实问题。孙立平所讨论的现实问题主要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同步的问题：“问题很清楚，在工业处于外延型增长阶段的时候，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可以向从农村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各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转移，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会，都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实现的，而我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错失了这个机会。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批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的工业涌来的时候，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样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寻找工作”。（2）理论问题。孙立平认为，理论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农村中存在以占有土地不平等为基础形成的高度社会分化，一部分人占有较多的土地，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或失去土地，甚至有的人连农业中的雇佣机会也得不到；第二，在分化的农民中，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与城市的差距不会太大，城乡之间不存在巨大的差距，而那些占有较多土地的人并不具有向城市转移的强烈动机”。在这两个条件下，那些没有土地或者土地不足的家庭与个人——孙立平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迁移，而拥有较多土地的家庭与个人则不会向城市迁移。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孙立平教授指出，尽管当代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这样的劳动力剩余不是以部分农民的失业表现出来的，而是以普遍的就业不足或“潜在剩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时现阶段中国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是处于“厨师困境”的农民对于“由劳动力大量剩余造成的普遍贫困化”做出的合理反应，所以这种人口流动已经是无法区分谁是“剩余”的而谁不是“剩余”的。

对于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转变是中国政府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强调的问题。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将更为困难？这里存在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一，能不能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只能依赖于外延型经济增长？恐怕这种理解过于简单。虽然随着经济增长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的过渡，工业部门劳动资本比会出现下降，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总的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会下降，这里还需要考虑工业部门资本的扩张速度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益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其二，孙立平教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理解可能过于简单了：事实上，中国政府从80年代后期开始鼓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是针对国有工业部门——当然也包括乡镇集体企业——一味追求扩大产值规模的缺陷的，而其首要目的在于强调企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反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当然，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在“中国制造”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潜力逐渐缩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近30年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的外延扩张？这种观点恐怕低估了中国农民在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而没有这种创造性，恐怕也就很难想象会出现乡镇企业的“异军崛起”与如此大规模的“民工潮”。换言之，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本来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劳动力流动的背后还伴随着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的结构性重组，而体现这种要素资源结构性重组的农民的社会流动的主流是一种向上流动，而不是“农民的无产化”。

对于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孙立平教授提到他在农村调查农民外出打工的动机时被访者往往对劳动力剩余问题表现得非常冷漠而只是强调“种田不挣钱”，他由此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其实，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询问农村干部有关劳动力剩余的情况时，他们往往会用“我们这里没有剩余劳动力，种田不挣钱，农民都外出打工了，现在大忙的时候都需要机器，哪里还有剩余劳动力”等等来回答。但是，这里有个细节：当农民说“没有剩余劳动力”的时候，他的本意是指“没有闲置劳动力”，或者说，农民本身并不关心严格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孙立平教授之所以忽视了这个细节可以这样解释，即他没有意识到农村劳动力剩余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而是一种超越于主体的结构性的“社会事实”，而这种社会事实是需要通过比较客观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在把握的。农民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概念不等于他的行为与这一事实无关。事实上，正是那些劳动力多的农户更迫切的需要转移劳动力，因为同样的剩余度这种家庭的剩余压力更大，虽然在农村劳动力多的家庭却往往是比较富裕的家庭。而这显然与孙立平教授将农民外出就业归结为“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的结论不相一致。[40]进一步来看，孙立平教授之所以没有意识到农村劳动力剩余是一种超越于主体的结构性的“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他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农村劳动力剩余是与经济的二元性分不开的，没有经济的二元性就无所谓“剩余”劳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他所理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基本条件根本就无关宏旨，甚至是错误的[41]。其实，被孙立平教授视为最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本质区别，因为这些国家早期工业化阶段存在的是工业劳动力不足问题而不是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42]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说明的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下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迫切需要提高对农民的社会流动的解释力，但是又不能就农民流动谈农民流动，既不能盲从于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种种理论，也不能一味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的问题是普遍的，而中国的道路是特殊的。这是本文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