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学者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及其对危机根源问题分析的思路为我们研究、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论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特点不仅使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国际化，而且也使危机发生条件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引发一轮轮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必须以此为依据，放开眼界，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弱化延伸到我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关键词：马克思，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的根源，当代意义
　　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危机根源问题的论述则是其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和核心部分。这些论述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也为研究当代金融危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本文拟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在回顾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论述的基础上，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探讨，以求得出有益的启示和结论。
　　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学者危机根源理论的批判
　　（一）对“生产和消费无矛盾”论的批判
　　对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等人的“生产和消费无矛盾”论，马克思指出：“就整个生产者阶级来说，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种论调，无论如何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第一，“工人能够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消费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工人不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力就卖不出去，“他们的劳动会停止，或者他们的劳动会缩减”，他们就没有工资，或者“他们的工资会降低”，他们就会缺少钱，就不能“消费他们生产的等价物”。“但是，他们之所以缺少钱，不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得到的太少了。”第二，仅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以下关系：“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买者）”：“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其等价物时，即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时，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马克思还指出：“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者（买者）和生产者（卖者）等同起来，从而否定危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因为，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者决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者所消费的也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的人）不生产，可是他消费。所有货币资本的代表也是这种情况。”马克思还批判了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为否认危机而采用的方法论。他指出，辩护论者“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都是“现实的矛盾”，这些现实的矛盾就是“危机的根据”。“如果把这里所考察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工人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了。”实际上，这是“用把生产中实际存在的对立撇开的办法来否定对立”，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及由此引发的危机是不能用“想象”或撇开的办法排除掉的。
　　（二）对“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论的批判
　　对起源于西斯蒙第、由洛贝尔图斯借用、又被杜林“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抄袭过来的“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论，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消费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群众的消费不足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及其存在的必然条件，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低下的群众消费水平达到危机的地步；群众的消费不足只是危机的先决条件，而非危机的原因；用群众的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并把它当作危机的原因，只是以现象代替本质，对揭示危机的原因和本质是无济于事的。
　　（三）对“资本过多”或“资本过剩”论的批判
　　李嘉图的门徒为否认危机的存在，又“臆造出了一个资本过多和生产过剩之间的美妙的差别”，用“资本过多”或“资本过剩”来说明危机。对这种歪曲危机本质、掩盖危机根源的论调，马克思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指出，“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资本等于货币或商品，因而，资本生产过剩就等于货币或商品的生产过剩”，可他们又认为，“这两种现象彼此毫无共同之点”，这说明，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是矛盾的。这些经济学家“不可能谈到货币的生产过剩，因为货币在他们看来就是商品”，要否定商品生产过剩，就必须否定货币生产过剩。最后，马克思揭露了这些经济学家歪曲危机本质、掩盖危机真相的方法，“用固定资本过多来解释某几次危机，用流动资本过多来解释另外几次危机”，“同一现象，称作a，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b，就加以否认”，“在现象采取某种形式（名称）而同这些经济学家的偏见发生矛盾时就加以否认，只有在现象采取另一种形式而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加以承认。”这“不仅仅是一种遁辞”，而且是昧着良心的“轻率”，是用诡辩论来歪曲危机的本质、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以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
　　（四）对其他资产阶级理论观点的批判
　　在经济学说史上，也有人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通货不足或滥发纸币，或归结为信用和投机，甚至用金融危机来解释整个经济危机。对于这些观点，马克思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现实上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对“通货不足”论，他指出，有人认为，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生产的货币太少了，事实上，这不外是说生产不能与价值增殖相一致，即生产过剩了”，“断言（在危机中）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担保商品的人，要么他们自己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币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他们“不是以‘生产过剩’而是以‘缺乏生产上的支付手段’为出发点”，这是“最可怜的通货学派最浅薄的谬论”。对“滥发纸币”论，马克思结合1857年前后汉堡发生的危机的事实进行了批驳。马克思指出：“汉堡发生倒闭的事对于那些以为目前的危机是用纸币人为地哄抬价格造成的富于想象力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汉堡除了白银外，没有别的货币。那里根本没有纸币流通”，“然而目前，那里是一片极端的恐慌。”“根据对纽约各银行最近六年来的发行量的分析，我们必须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是银行本身所能控制的，它们在贸易扩大和发生最终会引起崩溃的物价飞涨的同时，实际上有所减少”，“把最近这次危机以及一般危机同滥发银行券联系起来的庸俗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必须予以抛弃。”对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信用和投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实际上，信用只是促使危机发生的杠杆和催化剂，而非原因。至于“投机”，则“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投机“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而非危机的原因。“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之所以发生有规则的痉挛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经绝种了的把发寒热当作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一样”，把危机的表象当作危机的原因。关于用金融危机来解释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历史上曾发生过两种货币金融危机，一种是与经济周期密切相连的危机，另一种是独立于经济周期之外发生的特种危机。第一种危机是作为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发生的，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货币市场上，它“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是“生产过剩危机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反映”。金融恐慌对“危机来说，只是一种预先的预兆和先声”，而不是危机的原因。一些人为了掩盖危机的实质，而否定危机的真正原因，混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颠倒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马克思还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来说明危机的做法。马克思指出：“有些经济学家（例如约·斯·穆勒）想用这种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如买和卖的分离——来说明危机，他们的情况并不更妙些。说明为危机的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程，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作用。这种买和卖的分离在危机中也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这个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也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
　　二、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分析
　　在对资产阶级学者的危机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危机的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马克思认为，危机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无限扩张，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不断发生冲突。”马克思最后结论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的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这就是说，引发危机的一连串矛盾中的根本矛盾，从而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如何引发再生产过程的一系列矛盾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具体分析。马克思指出，危机的可能性来源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交换过程的二重性。“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中，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的社会的过程”。如果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发生分离，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就让渡不出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不能实现。这样，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派生出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价值的创造与实现间的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并最终集中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而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则是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把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或“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使剩余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与其实现形式发生了对抗性矛盾，从而派生出资本对雇佣工人扩大剥削的要求与雇佣工人劳动力再生产只能以简单规模重复进行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处于消费主体地位的劳动者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再生产的进行，这些矛盾不断地层开和发展起来，当达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矛盾的量变就会达到引起质变的爆发点，危机就会发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劳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由于积累不断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使用的劳动者人数、所推动的劳动量、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绝对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利润绝对量仍在不断增加。于是便形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绝对利润量同时增加的二重性规律。这个二重性规律进一步扩大了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与其实现条件的分离，使之“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同时“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二重性规律的作用下，生产力发展，利润率下降，资本总量增加导致资本价值贬值，进而使作为资本物质要素的使用价值增加，并成为间接增值的手段。资本积累刺激劳动人口增加，同时也会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又人为造成了过剩人口。总之，这个二重性规律的作用又会展开或派生一系列矛盾，诸如生产扩大与价值增值、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等矛盾。这些矛盾及其包含的各种要素时而在空间上并行发生作用，时而在时间上相继发生作用，从而使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的手段产生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当这些对抗和冲突达到一定程度，便会通过暴力即危机来解决。
　　三、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根源的理论分析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都对危机的根源问题作了探讨，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源自新自由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实际，但离危机的根源还有一段距离，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新自由主义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歪曲的反映，是应迄今为止存在于人类社会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因其千疮百孔而自我调整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资产阶级学者依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观察和理解而创造的一种理论。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做指导调整资本主义制度，是主观作用于客观，从外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规范的过程。新自由主义理论能否满足资本主义修补其漏洞而自我调整的要求，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资本主义实际。因此，寻找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不能仅从人的主观上做文章，而必须深入研究客观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其次，金融危机既然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是这一过程内在矛盾深化发展的结果，那么研究危机的根源就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体系结构，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矛盾，研究这些矛盾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引发危机的机理和过程。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危机的作用只是一种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而不能把新自由主义视为危机的根源。再次，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是通过具体化为相应的政策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使其顺畅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只从政策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着手寻找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最后，把新自由主义说成危机根源的观点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容易转移目标，使人舍本求末，只注意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希腊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吉厄戈斯·马瑞斯在2009年11月20-22日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明确指出：“断言这场危机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造成的，这掩盖了事实真相，它力图免除资本主义的罪责，并美化社会民主主义。”他的观点虽然把问题说得有点过于严厉，但却一言中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问题的症结。必须指出，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不能是新自由主义，更不能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要鼓吹的“美国次贷”、“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投机和金融创新过度”、“缺乏市场游戏规则”、“金融监管不力”等等。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只能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
　　当今世界已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是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从本质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剩余价值规律依然存在，依然对经济运行发挥主导作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日益深化和突出；尽管资本主义不断自我调整，但其面临的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一个都未解决，并有日益深化发展的趋势。同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相互结合，又使资本主义具有了许多崭新特点：第一，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新格局。第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主导了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充满了后殖民主义的新特征。第三，跨国公司作为新的国际垄断组织，秉承西方帝国的意旨，与国际金融资本相结合，在推进产业转移的同时，联手垄断国际市场。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国际金融寡头相结合，以其垄断的先进技术为工具，在强化金融霸权的同时，推进并强化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和相互关联性。第五，国际垄断势力以其军事力量为后盾，以核空技术为大棒，到处侵略和扩张，抢占资源产地，掠夺战略资源。第六，美英两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核心，推行“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不断掀起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西方化的浪潮，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统治。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上述特征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国际化，同时也使由此派生的买与卖、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等一系列矛盾具有国际化特点。这些矛盾在国际上层开、深化和发展的结果必然引致国际性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崭新特点使危机发生的条件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1）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2）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3）统一、开放、完备的世界市场体系，发达的交通运输，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网络信息系统，为国际经济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4）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5）主要发达国家对经济政治霸权的争夺成为国际资本矛盾的焦点。（6）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为各国经济主体展开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品种繁多的运营工具。在上述条件中，前两个条件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矛盾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的运动提供了广阔空间；第3个条件为资本主义固有与派生的一系列矛盾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提供了媒介和条件；第4、5两个条件为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系列矛盾运动提供了动力机制；第6个条件催生的一系列金融商品使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系列矛盾运动获得了有力杠杆和工具。这些条件互相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的有机系统。在这一系列要素的作用下，当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便由强制性的危机来解决。
　　四、认识危机根源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历来是资产阶级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歧的焦点之一。资产阶级学者从他们的阶级本能出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爆炸性质，要么否定危机存在的可能性，要么把次要矛盾说成主要矛盾，把派生原因说成根本原因，千方百计地歪曲或掩盖危机的根源，以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而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分析、研究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主要原因和派生原因，揭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历史性、暂时性，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实践依据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进行研究，揭示其客观存在和周期发生的根源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二重性。尽管西方国家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避免和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但始终未能如愿，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不断提高，其深度和广度愈益发展，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日益加强。在危机根源问题的研究上，我们要以马克思的立场为指导，结合当代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眼界。目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我国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大环境中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与世界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具体矛盾会反映或延伸到我国，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因此，危机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依然存在，对此，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并蔓延全球的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就是绝好的证明。我们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弱化以致抵消延伸到我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降低危机在我国发生的几率，减轻危机带来的风险和损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持续、稳定、协调、健康、高效的轨道上阔步前进。

作者：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 张作云 来源：《经济纵横》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