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第3天。

早上9点搭乘长途客车从Q市出发，车程约3.5个小时。因为提前一天买了车票，3号座位，不错! 所以也不心急，踏着点在开车5分钟前到了车站。

一上车才傻了眼，看来经济学目标函数最大化模型的等号约束条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全车人济济一堂，放眼望去，没有一个空位，当然包括“我的座位”。司机马上发话，让最后一排的人给我腾出一个身位来，“大家挤挤，大家挤挤。”我自然是有点不乐意，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必要和那位鸠占鹊巢的先生/女士/大爷/大嫂（抱歉，没有顾上瞅一眼）“分析”一下这个“座位问题”。幸好身材不算大，塞到里面不难。随即又上来一个年轻男子，持票6号座位（自然是没有的了），司机向我排repeat 前述指令“大家挤挤，大家挤挤。”吾左右人等皆为不满，没有动身。关键是即使有那个主观愿望，也没有这个客观环境配合——已就坐5人+1包行李。“6号男同胞”看来也充分了解我等的苦楚，并理性地预期到未来3个半小时将会是何等情景——如果他继续加塞，然后要求司机提供另外一个座位。司机在行李架上摸索一番，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瞬间“变出”一把小马扎，放在过道上，“6号男同胞”坐下，车子发动上道，旅客皆大欢喜也。

细细揣摩一下，该案例的疑点有：
火车出售站票不稀奇，但作为正规的长途客车公司，是没有出售汽车站票之例的。我固然不能断言长途汽车没有站票，仅为本人这7年周游列国之经历归纳得出也。换言之，乘客数目不大于座位数。显然易见，我们这车有“多余的乘客”。这让我想到上车前，一个貌似乘务员模样的人询问我的车次和发车时间，并且将我的车票细细盘查了一遍，上车时司机也仔细察看了我的车票。看来我是个他们预期外的“不速之客”。

推论：
那么，那一（几）个没有车票的乘客怎么上车的呢？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经济人从事某一行为，必然有从中获利的心理预期。（承认“经济人”，但也不能把品德高尚者等例外一网打尽也；不过我不认为那个司机是品德高尚之例外，哈哈，休怪我以貌取人了！）也就是说，司机（也可能包括那个乘务员）为了谋取私利，把车上他（们）“认为多余的座位”出售了。

验证：
没有事实的猜想是空想。在车上，我看到司机带来了一个乘客，该乘客未有持车票的迹象，而是给司机出示了他的银子（当然不只是show一下）。推论得证。
司机的做法直接侵害了被出售座位的合法乘客（我和6号男）的利益，间接侵害了该车所有合法乘客的利益，因为上车前全车乘客都面临一票一座规则变成先来后到规则的风险。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人表示反对，并向车站管理部门投诉呢？（该司机的不法行为能够持续至今，很大的可能是未遭到投诉和查处。）

问题演变为：为什么从未有人向车站管理部门投诉呢？


首先排除那些非合法上车的乘客，他们和司机一样是利益既得着，而却很可能他们的价格低于车票面值。

其次，对于那些本次仍有座位的合法乘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偶然性过客，在能够预期的时间跨度内不会再次乘坐该车站的客车了。既然这次利益未得损害，将来指不定还会不会光顾，何必付出没有收益的成本。况且，投诉也不见得能够见效。另一类是经常性乘客，他们的投诉如果能够带来车站管理整治，能预见到自己未来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应该是最有充足理由的投诉群体。那么为何现实和理论相悖呢？第一个猜想是，他们在过去或者将来有成为“非合法乘客”的事实或可能，或者说，他们是该“另类交易”的曾经获益者或者将来可能获益者，存在默认该潜规则的利益动机。另一个理由和前类相同，也就是对投诉无见效的预期，而且说不定车站内部沆瀣一气，如果没有充分做好“隐身工作”，还会有付出成本的风险。

第三，对于如我和6号男的当次利益受害者，为什么没有控诉呢？对我而言，一则虽然没有了3号佳位，但还算是有个座位的，尚未突破我的心理底线（可见国人的忍耐度都是不错的）。二则，我没有搜寻到关于投诉途径的信息。比如在车子内部没有投诉电话的标注，回头在网络上也没有搜索到投诉电话，最具备可行性的答案是“请查询114”。再反推上去，投诉渠道的缺乏表明车站管理上层的漠视（投诉供给不足）和乘客投诉需求不强烈，不过这两者是前因后果还是前果后因、亦或是互为因果，这里不做个人假设和推测了。三则，如上也，我是个偶然性的过客。假设我频繁光顾该车站，是愿意付出更大努力的；而且，我对于投诉结果也不抱有乐观估计，这种长途客运的不规范现象，不能说司空见惯，确实也耳濡目染、亲身体验几回了。

至于那位全车最为不幸的“6号男同胞”没有投诉的分析，可在我的版本基础上进行加强。他的心理底线比我更低、更具备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不知道去哪里和向谁反映他受损的权益；他对投诉不抱有乐观结果；也许他是个偶然性过客；也许他是这个“潜规则”的默认者…

就这样，全车乘客瞌睡着 ，司机师傅happy着 ，大家行驶在康庄大道上~~


总之，简单结论就只有一个，就是个人投诉的预期收益极小，或为负数。由此想到部分媒体经常提及“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由此看来不是什么意识、觉悟等问题，完全是监管维权体系不力下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罢了。要改变消费者消极的心理预期，除了制度完善化、信息透明化外，examples do matter. 就像商鞅倡导变法，，当众奖励将木头从都城南门搬到北门者五十金 ，为的就是让民众信服新制度的威信。

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些监管体系完善，力度加强，效率提高呢？当然可以提出林林总总一些列方案。比如给站长设计一套责任明确书，给乘务员设计一套责任明确书，给司机设计一套责任明确书，给安全检查员设计一套责任明确书，给厕所清洁员设计一套责任明确书… 不过鄙人相当赞成J. Rawls关于人性的mutual disinterest 观点，不涉及切身利益，又如何促动他们去关心。一叶障目认为人是绝对自私的观点不可取，但若对人性抱有太高期望，结果恐怕是——“千年等一回”，要根除病症，产权改革才是良方。如果是私人所有的客运公司，要是司机再谋取私利，看有人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