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平说:“当时我们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差100 年。”

　　在这样的焦虑中,中国开始奋起直追。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目标就是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工厂—沈阳机床(000410,股吧)厂、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第一座试制飞机的工厂—沈阳飞机制造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同时,还形成了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华北和西北等地的一批新工业基地也陆续建成。

　　正当中国的工业基础初步奠定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浩劫,使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破坏殆尽,工业企业的各项核算指标全面大幅下降。百元固定资产实现总产值和净利润分别降低12.7％ 和37.8％,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降低42.5％。当时,一位日本记.新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一五”计划中诞生。.“文革”期间,一位日本记者来到重庆炼钢厂,在采访中他深切感受到了当时中国制造业的落后:两台100多年前从英国引进的蒸气式轧钢机,居然还在使用!这位日本人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978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团出访欧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矿山和港口,西方国家先进的制造业让主管经济工作的谷牧非常感慨。谷牧曾经深有感触地说:“那个时候,我们管经济工作的干部看看国际的形势,再看看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是绝对不行的。”

　　而这个时候的西方发达国家,刚刚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低增长、高失业、通货膨胀等困难。在经济萧条的境况下,“海外资金”将目光投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

　　1978 年10 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商谈重型汽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美方代表团团长汤姆斯.墨菲,突然打断了中方代表主张技术引进的发言,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合资”。

　　原国务院原副总理、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局长的李岚清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叫我把我的钱包拿出来,他也把钱包拿出来,放在桌上。什么叫合资啊？就是我们两个人把钱放在一起,拿这个钱去经营这个企业,要赚钱我们共同赚,要赔钱我们共同赔。他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再简单点说,就是我们两个人'结婚了’,我们成立一个'家庭’,一个共同的'家庭’。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太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不是瞎闹吗,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大资本家,我跟你结什么婚啊？”

美方提出的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在当时的中方代表看来,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事后,他们如实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汇报。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份中央领导批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小平同志说:“合资也可以搞嘛!”
合资经营的思路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在轰鸣的炮声中,方圆2.14 公里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在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中,广东省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希望中央给点权,在邻近香港、澳门的珠海和汕头建立出口工业区。针对这样的提法,小平同志又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此后不久,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相继成为特区,允许外国厂商、华侨、港澳商人投资办厂。然而,对于国门初开的中国来说,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义乌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术,更不了解国际市场,能拿出来与外资合作的,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在这种条件下,“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两头在外”—“原材料从国外进口,生产的产品也销往国外,国内只进行加工业务”,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的普遍形态。

　　1978 年,“三来一补”最早出现在东莞,这个当时GDP 只有6 亿元的农业小县由此拉开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幕。如今,东莞已经成为国际制造业名城,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深圳到东莞的高速路堵车,那么全球的电脑内存就会涨价。”

　　“三来一补”、“两头在外”不仅为中国换回了数量惊人的外汇,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外方合作,中国人见识了先进的制造工艺,发现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掌握了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己办厂,兴办制造业的浪潮也从珠三角地区向北推进。在中国长三角地区一个叫义乌的小县城,出现了一个摊棚市场,有1000 多户摊贩在这里摆摊设点,在家里搞家庭工厂。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标志着“中国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这里的产品款式新颖、价格低廉、供应充足、品种齐全,义乌迅速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这里出售的“中国制造”,几乎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

　　尽管“中国制造”已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很难说到在世界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1990 年,TCL在珠三角地区已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电视机生产企业,但是当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升第一次参加美国国际电子展时,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挫折。在如此规模盛大的展会中,TCL只占了一个9 平方米的很小的摊位,而展会上的国外的大企业,让他感到非常震撼。

　　此时的“中国制造”做的大部分都是OEM 即贴牌生产,对于真正盈利高的环节,我们的参与能力非常薄弱。为什么不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个问题成了当时许多中国企业家挥之不去的心结。

改革开放,时不我待

　　1992 年3 月26 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篇报道知道了小平的南方谈话。88岁的邓小平在南巡中,阐发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一代伟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要发达起来呀!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1992 年,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外商纷至沓来,来华投资热再度兴起。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号召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同时国务院还修改和废止了400 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1992 年2 月开始,北京市的公司数目以每个月2000 家的速度递增,到8 月22 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10000 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000931,股吧),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 家,到1992 年底则上升到了5180 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数目均比上一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 家公司,“一层25 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 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 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 年5 月,在出版社做了多年编辑的尹明善,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创办了重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那一年的尹明善已经55 岁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创业机会。那时候他们只有9 个人、2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在租来的一个45 平方米的“厂房”里敲敲打打,尹明善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尹明善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短短17 年的时间里,自己的工厂由9个人壮大到了14000人,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了在国内、国外拥有16家工厂的大企业。

　　1992 年,许多“中国制造”的品牌尚在襁褓之中,但也有一些中国自己的“名牌”产品开始崭露头角。在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李宁牌”运动装被选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专用领奖装备,从而结束了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穿着国外体育品牌服装上台领奖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让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萌生起来,也使得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为“中国制造”的提升增添了新的动力。

　　1998 年,朱基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国退民进”及其配套政策的推行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2002 年到2008年,全国国企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500 家左右,但同时,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从2003 年到目前,中央企业数从196 户减少到129 户。2007 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的43 家,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26 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19 家,分别比2002 年增加32 家、20 家和13 家。在2009 年《财富》公布的世界500 强中,中国中央企业有24 家,比2002 年增加19 家。国企改革的成功,直接推进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化和国际化,一大批有较强实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进军世界市场。

　　2009 年6 月28 日,由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为挪威建造将用于北美墨西哥湾原油开采的“SEVANDRILLER”巨型浮式圆筒型海洋钻井平台在江苏南通正式命名。该平台针对多种海洋环境设计,作业水深3000 多米,钻探深度12000 米,并拥有15 万桶原油的存储能力,创造了“甲板载荷、海上稳定性和储油量”三个世界第一。制造它的南通中远船务为此在长江大堤上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命名仪式。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涛说:“我们和船东一起举行了命名仪式,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出生了要命名。”南通中远船务在短短24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该项目的所有详细设计、生产设计、整体建造及设备安装和调试,该项目的研制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正在迈向新的台阶。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是一本由托马斯.弗里德曼撰写的畅销书,书中分析了21 世纪初全球化的过程,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有意思的是,它的作者是在一台惠普电脑上把这本书完成的。不过该书的作者可能不知道,他的惠普电脑就产自中国昆山,目前全球每5 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3 台产自中国昆山。昆山是中国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开放型城市的代表,全球65 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这里创办了约5000 个项目,投资总额超过300 亿美元。《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这本书解答了世界为什么会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和产业转移,而中国昆山正是这本美国畅销书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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