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西方经济学”也在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这些方法。

这一点在empirical研究中表现得很突出。

这里不想谈深奥的哲学思辨，只是说一下体会（未必正确）。

我们做empirical分析时，经常事先假设总体服从哪种（概率）分布——即便我们想推断总体服从哪种分布，仍要先假设某种其他的分布。这里“正态分布”的假设最常用，而正态分布就是一种经抽象而来的先验的分布（说它“先验”，并不是否定它的“实践”基础。而是说它是做其他实验的前提——而这也正是实践不可缺少的）。“抽象上升到具体”，其中的“具体”乃“抽象的具体”，而非“具体的具体”。在empirical研究中，我们所研究的那些“具体的”总体，正是那“抽象的具体”。我们理论研究中所提到的“具体的”“通货膨胀”，也不是那些“具体的现象”，而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通货膨胀（你如果没有相关的“抽象”的认识，你眼中也没有这样“具体”的通货膨胀）。

其实“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正蕴含了“证伪主义”的种子。不同的“抽象”会上升到不同的“具体”，这些“具体”的差别乃来自源于“抽象”的差别。empirical分析实质是证伪原则的应用。针对empirical中的“原假设”，我们并不能说“接受”，而只能说“没有拒绝”。而拒绝的原则（所谓“小概率事件实际不发生”）也正是抽象的结果。

理论中的“具体”正是由“抽象”上升的“具体”，而不是那种所谓粗陋的“具体”。我们头脑中有一个个“具体的”“圆”的形象（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圆的本质规定），但它们并不是所谓“现实的圆”。几何学处理的圆也并不是那些“现实的圆”。

运用“数学工具”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似乎更能体现事物“矛盾的本质”。

简单地举双曲线为例。双曲线有渐近线，我们不妨说双曲线本身内蕴着一组矛盾：这种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的结果正是：它既要无限接近渐近线，又永远达不到渐近线，它内部有两种相互对立又统一的力量，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正是双曲线本身。没有这种具体的矛盾，就没有具体的双曲线。而数学工具直接表达了这种对立统一关系。

如果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改变，转换成另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双曲线就可能变成抛物线、椭圆、正圆。而数学工具将这些矛盾表达成数学关系。

辩证法常常讲所谓“质”、“量”、“度”，其实“度”才是人们最关心的，而这正是形而上学的经济学所研究的“最优化”问题——寻找那奥妙的“度”。这其中非常有用的工具就是数学。无论一个人是否公开标榜自己推崇辩证法，那些真正的数学大师头脑中永远有着“对立统一”的概念，他们写出的数学符号正是这种关系的符号（而无论不懂的人在一旁多么批判他们“形而上学”）。“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正是引力场方程表达的辩证关系。动力学的微分方程正是对立双方的统一。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正反映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与“薛定谔的猫”同处一屋的“魏格纳的朋友”究竟要喝多少酒才能失去“触动”波函数的能力）。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滑稽的场面：许多批判别人形而上学的人在违反辩证法，而许多被批判搞形而上学的人却在运用辩证法。

西方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数学表达式没有辩证关系吗？至少它总比高喊我们不能“过犹不及”但始终不告诉我们到哪里才“不过”的观点有点“用”吧。人们都说“物极必反”，而西方经济学对此的观点是：以“反”来定义“极”。“物极必反”这句话永远不错，可是我们是不是真地更想知道哪里是“极”？为了找到这个“极”，我们采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判断“再增加一个单位后会不会‘反’”，如果开始“反”，我们已经到达了“极”。——而正是数学分析方法又告诉我们什么条件下才会有这样的“极”。

理论分析中常常要指明“忽略其他条件”或“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这种似乎“形而上学”的说法其实正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忽略某些条件，谁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单纯而空洞地指出哲学观点，并不是辩证法的运用，可能都不是做梦。

（以上只是杂感）

你这些观点只能被称作"形而上学"而不是别的什么.

西方经济学家西蒙早已经指出,企业家或者消费者,他们决策是否投资的行为绝对不是什么数学计算.他们坚持的是"满意"原则而不是什么"最大化"原则.消费者不会数学他一样可以生活的更好,企业家不用数学计算他更能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灵活的决策.在这种决策中,起作用的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是实践智慧,而不是你所讲的什么"数学的辩证法".那些远离生活的伟大理论让形而上学家们孤芳自赏去吧.

第一次见此解释，受益！

补充一点，辩证法其实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只是我国就是要将它与形而上学并列，以显示马克思的伟大，这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