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崔健有首歌这么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们正是处在这样
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之中。情势的变化要求规则的修改，这就导致了制度的变迁。
我想预先强调指出：制度变迁与制度演化是不同的。演化是制度变迁的一种方式。
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不强调演化，倒是仍然基于供求均衡的制度观，通过理论的
扩展从研究静态的制度到研究制度的变迁，主要关注两个问题：1）制度变迁的原
因；2）制度变迁的过程。鉴于此标题下我们所研究的是制度变迁，我们仍然着重
以介绍经典理论为主，并在本节的结尾处给出我所认为的传统制度变迁理论的不足
。
▲ 制度变迁的原因
经典的制度变迁理论概括了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
为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是，又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部
性内在化的困难，厌恶风险，市场失败，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而使这些潜在的外
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
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
有制度安排）的形成（Davis and North，1979）。
如果我们不细细追究的话，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

R新 – R旧 > C转型 。用语言来概括，就是新体制运行条件下所产生的收益减去
旧体制运行条件下所具有的收益，要比实现体制转换的成本来的大。所以，从旧体
制向新体制的过渡，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动力所在。

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从逻辑上阐释了制度变迁发生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归于上
述几点因素。我们可以举上下游内部化的例子来说明兼并的原因。但是，请注意，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风险因素至今仍被经济学家所忽略（极少的例外是张五常《
佃农理论》）。我引申出一点：即交易的达成既要是基于大家成本－收益的比较，
大家能从合作中分享剩余，更要求交易（张军旧车交易的例子）双方的风险类型能
够契合。（总要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否则交易往往会失败）。
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其缺陷。首先，它通过外部性的概念说明制度变迁的动因，
即经济主体感知到潜在获利的机会，并通过收益-成本比较选择了新的制度安排。
在大部分场合这种理论只具有后验性，即如果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出现，我们可以认
为有R新 – R旧 > C转型成立。但是，要作出制度变迁的预测，传统理论则是无能
为力的。它并未说明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以及新的制度安排的均衡点在何方。其次
，传统理论缺乏定量分析，上述公式中的R新 、 R旧 和C转型很难确定其具体数值
。最后，传统理论大多从宏观到宏观，缺乏有力的微观基础。如何从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出发，通过战略（strategy）和行动（action）的选择，来确定
制度演进的均衡点，这些都是传统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
更进一步，我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或者根本原因不是上述所列举的原因。那些只
是外因。在我看来，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其根本原因是经济主体效用结构和知
识结构的变化（实际上从广义看，对于经济主体来说，效用也是知识的一种，但是
因为效用结构非常重要，我把其与知识结构并列）。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们可能需要从亚当?斯密说起。斯密所强调的是古典分工理
论，其逻辑链为分工→交换→社会福利最大化。斯密的制针例子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专业化与分工实际上是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处理人与物关系方面的）。顺便说一
句，另一个精髓就是对人的激励问题（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的）。分工与专业化之
所以能极大地提高经济绩效，其原因在于在纵向方面构建了一个“人类合作的秩序
”。我所指的纵向，是指有效利用单个主体的知识而言的（不涉及具体行为上的合
作）。最主要的是“学习效应”的存在。而我指的横向，是指经济主体在具体行为
上的合作。这种合作也能产生比单个主体绩效和还要多的剩余（“队生产理论”：
Alchian and Demsertz，1972）。在这样一个“人类合作的秩序”中，有两件事情
是重要的。对每一个人来说，第一，构建“人类合作秩序”的目的在于满足他的效
用结构。第二，人们合作的基础是每个人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结构。换句话说，由
于效率的需要，每个人只能专业化，形成独特的“知识结构”；而其“效用结构”
不可能通过其个人的努力而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之中（扩展主要体现在金融和信用的介入，Hayek；汪丁
丁，1997），而这个秩序的均衡解依赖于每一位参与合作的经济主体的知识结构和
效用结构。一旦知识结构或者效用结构发生变化，就内生的要求经济主体去追求新
的博弈均衡，即制度的变迁。
▲ 制度变迁的方式
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分成两类：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
institution change）和强制性制度变迁（imposed institution change）。前者
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
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又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
制度安排（林毅夫，1994）。两者的比较主要从组织成本、实施成本等方面比较，
具体可以参见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但是必须指出，这些方面的
比较不是完整的和深刻的。从哲学意义上说，这两种变迁方式实际上反应出“演进
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争论。而此争论一直贯穿了西方整个哲学发展史
。而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研究，主要还是基于上述框架的。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在
90年代初期，一种被称为过渡经济学的学派在中国出现。过渡经济学本身关注于对
中国转型过程的研究，强调对利益分配问题的分析。他们使用“改革成本”和“转
型成本”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制度变迁。在此基础上，他们提供了一些减少在实际的
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改革成本的政策建议（如 盛洪主编，1994；樊纲，1997等）。
张军（1997）以自80年代初兴起的价格双轨制为切入点，着重来考察中国的改革和
经济转型。他建立了一个模型，这一模型有助于我们对“大爆炸”和渐进改革的功
效进行比较。另外，一些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改革作了一番全面的回顾（杨叔进，
1999；R?拉迪，2000）。
另外一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则关注于：1）制度变迁的路径（杨小凯，1998）
；2）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的转换（黄少安，1999；2000）。与诺思（North，
1981；1990）所提出的经典理论不同，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定义了一种新的制度
变迁的模式——“中间扩散型”（杨瑞龙，1994；1998；周业安，1999）。在这种
制度变迁的模式里，地方政府在变迁的前后都起着比传统模式更多的影响（杨瑞龙
，1998；杨瑞龙、杨其静，2000）。黄少安（2000）还利用了中国的经济变迁的案
例来验证“制度变迁中的主体转换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