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三个不同的境界。我所经历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多着力于解惑，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提问，老师回答。在一问一答的反复中，力求达到授业的目的。然而传道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追求，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诸多先师的轶事中向往一下子而已。一直到读研究生，才有机会跟老师所谓耳濡目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授业和传道，学习做人的道理。我大学毕业以后到英国读书，之后辗转美国，待过一些名校，逐渐积累了一些茶余的谈资，三五朋友闲聊，偶尔也拿出来说道说道。
　　在牛津的时候，我的导师老K是一个传统的威尔士人，矿工的儿子，家族里第一个博士，第一个物理学教授。初次见他是在酒吧，他喝得有点高，趴在耳边跟我说：有事情找我，我是你老板。做物理的，碰到困难是家常便饭，百思不得其解，常常发信给他，说我愁啊。他发信过来说：到我办公室来开心一下。于是我跑去，跟他闲聊一阵，听他讲笑话。出来的时候会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好的老板能给学生快乐，这算个例子。老K那个时候开始学中文，每周五下午，他给我讲一个小时物理，我给他讲半个小时中文，然后一起去酒吧。老K总请我喝一杯比利时啤酒，我会买几包猪皮干，全组的人都在，大家东拉西扯，聊个痛快。老K平时很忙，见面要跟秘书预约，但周五的酒吧聚会，他是不会缺席的，这也成为我们交流聊天最多的时候。

　　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师生恋，我说这个在中国挺能被接受的。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中国学术圈里往往把它传为一段佳话。文人辈出的北大，尤其是这样。老K的评论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在大学里这样的事情是要避免的，因为爱情这件事情两个人在心理层面上应该是对等的，而师生关系有太多不平等在里面，作为老师的一方，完全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让学生就范。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老K自己身上，即便是流言蜚语，他都要辞职的，至少学术圈子是不用混了。这个大概算是文化差异，师生恋发生在英国，一定是丑闻而非佳话。

　　我到美国做了一年多博士后，不是很顺利，看到做物理的一个个都跳上华尔街，自己也想试试—会的时候见到老K，除了讲述这一年多的辛苦，我问他，如果我放弃物理，去华尔街，他会不会失望。他回答说，他的每个学生开心，他就会开心，不管做什么选择，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守，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我那时希望能像先生那样感染一些年轻人。

　　学术圈子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这个在国内国外哪儿都一样。师生之间也有不公平的对待，有跟导师关系好而一帆风顺的，也有关系不好而处处碰壁的。我有个印度师弟，系里另外一位老板的学生。做研究生有时会有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就是老板认为你能力有问题应该听从他的建议，然而学生偏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没问题。结果在错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而老板认为这个学生完全听不进去建议，能力实在不行。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欢而散，学生自己断送了前程。我这个师弟大概如此，他从没有跟我详细说过他跟导师间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只是读博士读到最后一年，他导师要他转成硕士毕业走人。印度师弟为人善良，平时大家相处不错，作为师兄我也不知如何帮他，于是我去问老K。老K那时已经是理学院的院长，很有些办法。听完师弟的遭遇，老K说：“这个事情交给我了，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修改制度。”

　　师弟最后还是没有能留下来，这也许是牛津的游戏规则，一个老板作出的决定，另外一个老板即使权力再大，也没法干涉。然而在老K的指导下，师弟利用在牛津的最后半年，完成了两篇论文，又由老K推荐到加拿大一间学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三年后也顺利博士毕业。而老K给他指点的那个方向，在这师弟的手里也发扬光大，成了独树一帜的课题。

　　我住的学院第一年有宿舍给研究生，第二年要抓阄，第三年基本不可能住在学院里，需要自己找房子住。在享受了两年学院宿舍的方便之后，我要开始自己想办法了。一天路过门房，看到一则招房客的广告，房东是学院里一位老先生。于是我就去看房，老先生告诉我他是mythologist，我第一反应是哈利波特，难道牛津还真有这门学问后来才明白老先生是研究古印度和西藏神话的，他说他那书房里好几架子的西藏神话书，随便我看。住了几个月，有天早上吃早饭，老先生跟我说，有件事情要请我帮忙。他们夫妇俩要去西班牙跟女儿过圣诞节，离开三个星期，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两只猫，要我帮忙早晚各喂一次，作为回报，这个月的房租就免了。举手之劳我倒有点受宠若惊了，圣诞节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他们从西班牙寄来的卡片和巧克力。

　　牛津第N次拒绝给撒切尔授荣誉博士

　　我在牛津的时候碰到了一次选举。老校长去世，要由牛津校友和在校生选举产生新校长。有人说克林顿吧，有人说彭定康。选举那天，大家排着队进入沈东尼亚剧院，每人发小纸一张。我的那张上面写着，某某爵士(Sir)，某某女爵(Lady)，我既不认识也没听说过，但Mr.ChrisPatten(彭定康先生)我是知道的。投票者按照个人喜好排名上交，虽然我把彭定康排在最后，但结果揭晓了他还是当选。我一直以为牛津的校长是女王或是政府任命的，这个选举，算是开了眼界。
　　前几天听说撒切尔夫人又去牛津要荣誉博士的头衔了，这次牛津以738票反对，319票赞成一如既往地否决了给老夫人戴荣誉博士的帽子。虽然谁都清楚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给牛津带来怎样有形的无形的利益。但20多年来，学者们因为铁娘子在任的政策给学术界带来的损失绝不放过她。老夫人这点心愿看来是难了。

　　在伯克利的时候我赶上了加州政府要倒闭。为了渡过难关，州政府对大学经费削减百分之八，州立大学涨学费30%。这无疑激怒了学生，有学生占据教学楼，阻碍上课，有学生游行支援。警察维护治安，用警棍驱散人群。有老师挺身保护学生，被警察按倒在地，铐上手铐。推上警车的时候，老先生大喊，我是生物系的教授，这是伯克利，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那一刻，让我看到了伯克利这个学校的灵魂，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历史。

　　在牛津物理系发论文老板排名在最后

　　1995年物理学界有件大事，美国三个小组几乎在同时得到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爱因斯坦75年前预言而实验上寻找了几十年的东西。谁都清楚，这是个一定拿诺贝尔奖的工作。其中之一的Randy小组，为了证明他是第一个做成功的，在实验结果上先后作出两次不同的解释，这个做法在学术圈里被认为非常的不专业。这件事情的后果，不仅让他失去了6年以后的诺贝尔奖，而且波及到他在学术圈的声誉。十几年来，虽然Randy兢兢业业的做科研，但每每有新的成果发表，常受到同行的质疑。有一年美国原子分子物理年会，要奖励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Randy的，我那时在场，就觉得Randy的学生这次肯定要吃亏。果不其然，优秀论文奖由两个学生分享，Randy的学生偏偏没拿到。我跟Randy有几面之缘，面试过他的博士后，申请绿卡的时候请他写过推荐信，后来开会的时候也一起吃过饭。Randy人到中年，十几年前的锋芒毕露已看不出来痕迹。谈起那次失误，他倒是看得开了，但告诫学生们，这是个教训，不要用科学的严谨性来挑战学术的良心。

　　想起另外一桩事情，那时候我们一些人写一篇投给《自然》杂志的文章，大家一起在德国开会，老K因为工作繁忙，只派了博士后和我去。文章写完，自然要把老板的名字挂上，拿给老K看。老K看罢说他没有参与太多的实验和讨论，还是不要写他的名字好。但也有不同的例子，在伯克利那会儿，隔壁教授缪勒以前是朱棣文的学生，近两年发表的文章里有位合作者跟我相识。我便问起这位作者的近况。缪勒竟然说他两年前就离开了，到哪里他也不知道，但因为以前这位老兄在实验上花了很多功夫，所以最近这次实验上发的文章，一直还有他的名字。

　　牛津物理系有个排名的习惯，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最前，辅助者其次，博士后再其次，老板最后。我一直以为这是定则，但这些年听说国内因为导师占据学生的研究成果而署名在前，多多少少让我吃惊了。对待名誉和排名多少从容些，不失是个做老板的样子。

　　出国那会儿，我是个改良派，现在算是个保守派。对国内的情况，我们这些新海归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东方有东方的风俗，西方有西方的文化≌投回来指指点点的，难免会对不住打拼着的同胞，所以只去讲些故事，既没有批评谁的作风，也没有改变现状的宏图志愿。事情慢慢来做，要想好起来，颇要有点铺路工人的韧性，不矫情，不懈怠，万里之行，由此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