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改革的历史看看那些不变的规律

再读路遥著作《平凡的世界》有感（一）

作者：范存会

中国现代的作家中，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路遥应该是其中之一了。对于当年作为一个农村孩子，通过高考走向城市生活的人来说，路遥的巨著《平凡的世界》无意契合了这些人的人生经历，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的实际场景，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

我国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32年了。当前的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国民经济的发展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对外出口由于国际市场的紧缩而被大幅度抑制，国内市场由于占人口？％的农民收入增长多年缓慢而有效内需不足。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又处在了十字路口。
今天重读《平凡的世界》，你会发现，其实我国今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许多难题，路遥早在接近三十年前的农村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通过这本文学巨著反映出来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要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也只有从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切入点，才能够真正破题。这里所谓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的是制度问题。
笔者并不想给出所谓的最后答案或者所谓的政策建议。只是想结合再次阅读这本巨著的感受，把这些早已经在小说中反映、暴露出来的三农相关问题罗列出来，并且与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相比较，希望能够整理出来一些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点，能够为那些正在从事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做出努力的研究人员或决策者提供参考。

从路遥的生平谈起
到网上搜索一下路遥，可以很容易发现他的生平。路遥生于1949年，逝世于1992年。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路遥在西安西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离世，年仅42岁。“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这句刻在路遥墓前的一块方石上的悼词，极为恰当地表述了路遥短暂而辉煌的文学人生。应该看到路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作家，其早年在农村的经历，为其巨著《平凡的世界》奠定了坚实的感性资料，陕西农村的风土人情成为作品成功的亮点之一。

为什么大锅饭吃不饱饭？
这里主要的原因是大锅饭体制导致集体决策的非理性——大家都被饿死。由于劳动者对于劳动成功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使用权，更不要说支配权了。公社、大队组织的生产体制下，农民的劳动是用工分来计量的，既不能反映个体劳动的效率，也不能反映个体劳动的质量，于是对于每个参加劳动的农民而言，只要参加了集体劳动就可以得到工分，于是每个人都是以最低的效率生产，农业生产的效率极低。再加上大量的劳动投入到了农田基础设施会战，导致许多劳动成为没有产出的无效劳动，粮食生产的用工也就会大打折扣。再加上当时对于经济作物生产的制度性限制，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吃饭就成为了大问题。
小说一开始，通过1975年高中生的伙食水平反映了当时粮食的短缺程度：“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象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
完全计划体制下，导致农民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被压制，农民没有通过市场流通获得收益的权利，导致农村的基本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小说中对于少平姐夫王满银倒卖老鼠药被人抓住进行劳教的场景反映了这样的历史：“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它“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

怎样才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吃饭问题？
其实广大农民已经意识到大锅饭的农业生产体制对于农业生产的束缚，具有希望能够自主生产决策的强烈愿望，实际上只要政策能够把生产的决策权放手给农民，就能很快解决吃饭问题。小说中少安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一次谈话，就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少安就照他自己的想法说：“上面其它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象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它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划脚，就会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