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批判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通过运用市场，我们可以保证经济高效率地运行的观点。而对上述观点正确性的假设在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建(以及其他前文所涉及的理论阐述)面前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同样，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ZF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
    该定理被广泛解释为，人们可以使效率问题与分配问题相分离。有时收入分配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能否认市场的作用。如果社会不愿进行收入分配，那么ZF分配部门 (马斯格瑞夫的术语)可以通过总量再分配来改变资源的初始禀赋。
  新的新福利经济学：缺乏总额税的结果
  　由于某些原因，ZF并没有进行总量再分配。他们不知如何以公平的方式征税。ZF认为不同的个人应缴纳不同的税款。作为征税的基础．他们不可避免地依靠像收入和财富这样  明显的变量来制定规则，然而变量是可变的。因此税款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
    一旦我们意识到再分配不可避免地有些不切合实际，也就会认识到资源配置的变化会对经济的整体效率产生影响。图4．1说明了这一点，它描述了只有两个个体的简单经济条件下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在给定一方的效用水平后，该图给出了另一方可能达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假定ZF知道谁属于哪一组以便影响总额变动，那么图中实线给出的是效用的可能情况，虚线描述的是信息如何限制效用可能性曲线向内移动…。现在假设正如图所示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无差异曲线表达社会对公平的态度。我们可以通过给定的无差异曲线看到，征收偏离实际情况的税款是一项最优的选择。效率和公平是不能被分割考虑的。如果经济具有不同的初始禀赋，那么所需的再分配性征税的额度就应小一些，同时社会福利(双方)也会提高。



一般情况下，再分配性征税会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情况．这一事实就产生了“新的新福利经济学”[2]。“原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效用的比较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去描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但是“原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假定总额再分配是可能的。“新福利经济学”意识到了ZF在信息方面的限制。因此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征税”的概念上[3]——在给定一方效用水平和在给定ZF进行再分配的信息限制时，上述概念可以使我们定义另一方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因此“新的新福利经济学”发现，ZF所面临的机会不是图4．1中实线所描绘的，而是实线下面的虚线所描绘的情况；至于在特定位置上虚线比实线低多少，则取决于财富的初次分配。
  经济效率与分配
  前面解释了分配与效率问题不可分割的原因。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程度决定了ZF依赖征税的程度，ZF正是通过这种偏离实际情况的再分配性的征税以实现任意要求的最终的福利分配。但是，不公平程度以及信息问题的性质影响了不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一些不公平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它降低了经济效率(读者可以从下面的讨论中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不公平却可以加强经济效率。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研究效率与分配之间的关系。
    激励问题
    激励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做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提出激励问题就是经济学问题。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分成制就是说明了这种关系的一个例证。在许多农业国家中，贫富不均的情况十分严重，这导致了土地所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在欠发达国家中，一种普遍的契约安排要求地主和佃农同时分享收益。这种分成制方式至少从马歇尔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批判，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减弱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如果地主得到50％的产量，那么这种方式同样对必须缴纳50％税的农民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然而近期的研究文献表明分成制契约是比较积极的，该契约反映了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市场平衡，如图4．2所示[4]一个单纯的租金总额契约(佃农以缴纳固定费用的方式租用土地)可以更好地激励农民劳动[5]，因为农民可以通过更多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同时农民也必须承担全部风险。一个单纯的工资契约会把风险转移给地主——例如，农民的收入与天气情况无关——一般情况下，地主可以更容易地承担风险(因为地主有更多的财富)，但是此时农民除非在直接的(有成本的)监督之下劳动，否则没有任何积极性。分成制契约提供了一个折衷方案。许多读者被我早先有关分成制经济的均衡观点所误导， (分成制经济是在给定佃农所期望的效用，以及给定信息限制的情况下解决地主福利最大化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这种经济情况是具备帕累托效率的，同时与马歇尔的观点相反，并未出现产量的减少。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我只是认为该均衡是具有契约效率的，它只是一种限制性效率的形式。一般均衡效率问题需要从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中得到更多的，直接的解释，如前所述，存在多处优点的分成制经济一般情况下是
不会限制帕累托效率的。但在此与我们研究目的更相关的是，尽管分成制契约限制帕累托效率，但产量比不存在分成制的情
况下要低很多，也就是说土地再分配对国民产值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就像把工资税从50％减到0一样：大多数观察者会说这种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