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团队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是新团队成员与老团队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事实上，这种冲突是导演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悲剧的根本原因。从管仲进入齐国政坛后的工作来看，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革命性的”。这意味着新老冲突较小，管仲也不至于像商鞅那样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  

现代社会中，企业在引进空部队时常常会面临着剧烈的利益重构和价值观的冲突，并集中地表现在企业文化的不相容。在管仲和商鞅的处理方式中，管仲更多地表现出融合于原有文化，而商鞅则是激进地引进一种与原有文化完全相背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破坏了原有结构，虽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引发的新旧冲突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在过去几年里，一些国内企业看到现阶段美国企业在全球具有不错的影响力。于是，不少人认为外企的管理就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企高级管理者空降国内企业一度成为一种流行色。但结果绝大多数不尽理想，这尤其对于那种已经形成强有力的自身文化的企业来说，这种文化免疫有时比新文化带来的有利影响更为突出。  

  

不患之奸可养  

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者，身边有一帮谄媚之徒是常有的事，如何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是一个经理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齐桓公最亲近的人中，易牙、竖貂、常之巫、公子启等几个奸佞之徒，易牙虽厨艺高超，却可以为了讨好齐桓公把自己的小孩杀了给齐桓公吃，这在管仲看来是“不慈者必不忠”的人，而竖貂只是齐桓公的一个幸童，因为齐桓公的宠幸而得以干预朝政。  

尽管这些人与管仲看起来是大奸与大忠的两个极端，两者有水火不容之势，但在管仲掌权期间，由于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及管仲的控制力，这群人并没能掀起大的风潮。这意味着这个时期，这群人是难以为患的奸侫。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并未对这些人进行清洗，相反采取了“姑息”政策。  

事实上，在现代企业的每一次高层变动中，都会伴随着“革命性”的人员大换血。这与管仲在此方面的处理表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  

  

但在管仲临死前，他说：  

“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公主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管仲为何在这个时候说这话？很明显，管仲很清楚，一旦自己离世，这些人就会开始兴风作浪，而再无人抑制其行为。  

管仲死后，齐桓公也的确曾把这几个人打发出宫，但三年后还是把这些人找了回来，最后齐桓公因此而不得善终。齐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有人因此责备管仲未能尽责，一些人认为这他应该把这些人在此之前除掉。而这正是管仲在作为经理人所把握的分寸：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否则你就不是称职的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