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立德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讲道德动机，一部分是讲道德效果。有道德动机，达到道德的效果，这个德才立得住。什么叫道德动机，什么叫道德效果呢？《大学》里说“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讲道德动机，“止于至善”就是讲道德效果。
从道德效果上讲，我们每个人立德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就一个国家讲，政府的德，就是人民幸福社会安定。对于一个公民来说，你做一个好公民，也是立德。
儒家的德从仁心发出来，落在社会生活上，就形成一套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这就是礼。这是最为现代人诟病的部分，认为是迂阔、迂腐。但秩序与规范是每个时代都要有的，孔子就是因为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才特意的把礼提出来。孔子并不认为礼是一成不变的。礼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要不断有新的内容。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以，儒家并不是抱残守缺，死守着一个周礼。
但儒家的德落到现实生活上，这个礼，就比较容易成一个僵化的形式。僵化的形式就没有了礼的精神，变成虚伪。道家就从这个地方反对儒家。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所以道家并不是反道德的，他是反对僵化的道德模式。
道家反对僵化的道德，那么我们人类的心性归属到哪里去呢？社会秩序和我们行为规范交给谁来说明呢？道家就把它归到“道”上。由此道家给我们生命安排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就是绝对的精神自由。所以道家讲逍遥、讲齐物、讲无待，讲许多玄理、玄思，让我们的生命、心灵不再受束缚与桎罟。
道家讲的这些玄理、玄思，落在社会生活上，则又境界一新，这就是绝对的理性精神。道家透过“道”来观察这个社会，把时代的局势和事变都看的清清楚楚。像汉张良陈平这样的人，就是典型。
道家的追求大体就是这两个方向，向内是追求绝对的自由，向外是追求绝对的理性。
所以，依我个人的理解，儒家是主道德，但不唯道德，而止于至善。道家是崇自由，但不唯自由，而归于理性。
道家虽然崇自由，但道家一样有自己的道德内容。道家的道德从哪里显现呢？道家的道德是从“道”那里发出来，我们人能依道而行，就是有德。这是老子的观点。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惟道是从，就是自然，就是无为。自然无为就是不造作，不造作就是真。所以在道家里，那些得道的人叫“真人”。
道家从“道”出发，强调一个“真”字；儒家从心性出发，强调一个“诚”字。儒道两家在根源这个地方是可以相通的。我们现在要整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儒道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下工夫。

上面说儒家和道家，这两家都是向上追求的，儒家是成圣成贤，道家是成真人。这两家的学问其实都可以向下通，向下通就是作用到现实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来，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但由于这两家的旨趣是向上的，所以这两家并没有实际担负起解决当下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责任。
我们说儒家自汉武时代起，就是主流学说。但这两千年来儒家主要承当的是教化的责任。正是由于儒家的承当，我们的道德意识到今天还没有消失。道家虽然在汉初受到重视，但汉初的所推崇的道家，并不是道家的主体——老庄一派，而是黄帝一派。黄帝派道家是原始道家。原始道家是个很庞杂的体系。先秦时代“百家言黄帝”，都说自己的学说来源于黄帝。汉宣帝有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由此或可窥见汉初所推崇的道家之规模。而道家之主体——老庄一派，实际上承担的是提升我们精神、境界上的责任。
由于这两家的旨趣都是向上追求，所以向下的、实用的学问，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最下通到礼，最下的礼就成了礼仪、礼节这一大套形式化的东西。道家向下通，是以其理性精神，故可达到审时察变这一层。这两家从对现实问题的作用说，到此为止。所以，儒家孔子、孟子在当世都不能见用。这不仅是他们的际遇问题，也是儒家学说自己的追求旨趣所致。道家更不必说，老子、庄子根本就对现实政治没有兴趣。
正因为儒家道家的志趣高远，这使得他们很难针对现实时代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提出恰合时宜的主张。因为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迫切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有很强的现实感，光凭讲道理不成。比如明代崇祯皇帝面临的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使明王朝岌岌可危了。他向当时的大儒刘蕺山请教。刘蕺山怎么说呢？刘说“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
这并不是说儒家道家的思想没必要。这两家的思想，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但他们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