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利用全国52家商业银行2007年和2008年的年报作为数据来源，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集中型股权结构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绩效ROA、ROE，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但对EVA没有显著影响。职工监事数量的增加明显提高银行绩效，降低风险，提高了银行效率。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ROA和ROE产生了正向影响，但董事会规模有负向影响，独立董事制度对银行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的风险。
    关键词：银行治理，银行风险，治理风险
    一、研究背景
    1999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商业银行治理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课题；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2004年3月中国银监会制定的《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这些文件的出台彰显了我国监管部门对银行治理的重视。2008年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美国几大银行相继破产倒闭，这使得研究商业银行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对银行治理已有深入研究，学者的基本思路是在一般公司治理的基础上，分析银行治理的特殊性，Prowse （1997）将商业银行的控制机制与大型公司的控制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Anderson和Campbell （2000）在对1977-1996年日本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低效的治理结构加重了日本银行危机，并且延缓了后来的重组，其主要原因是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没有给日本银行高层管理者足够的重组激励；Ciancanelli 和Gonzalez（2000）、Macey和O`Hara（2001）从银行的特殊性出发在普遍的意义上分析了一般公司治理架构对于商业银行的适应性；Caprio和Levine（2002）从全球的视角探讨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本质特征；Simon （2001）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印度尼西亚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系统性缺陷；Crespi等 （2003）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将西班牙的银行划分成独立、非独立和储蓄银行三类，并对三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Caprio等（2003）以44个国家的国际样本对公司治理机制与商业银行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Arun和Turner （2004） 则以印度为例对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论述。Nam（2004）对亚洲国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性述评；Levine （2003）从全球的视角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行了提示性评述。此外，Shelagh Heffernan等（2008）以1999-2006年76家中国的银行机构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增加值和净利息收入为衡量银行业绩的指标，研究了决定中国银行机构绩效表现的因素，发现在改革过程中，银行的上市、外资持股对银行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国内关于商业银行治理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特征、缺陷的描述（如王廷科、张旭阳，2002）和银行业改革所涉及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和争论上（如王元龙，2001）。李维安、曹廷求（2003）试图遵循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国际范式，探索中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曹廷求（2004）以银行年报为数据来源，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李维安、曹廷求以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证据研究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城市银行绩效的关系。潘敏、谢龙（2009）用制造业和银行业作对比，得出与制造业企业相比，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监督功能和作用较弱。但总体而言，尚缺乏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系统性分析，规范的实证性文献更为匮乏。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有以下两点创新：第一，本文采用了手工采集的52家商业银行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这些银行涵盖了我国现有的各种银行类型，是目前此类研究中样本最大的，从而增强了我们研究结论的说服力。第二，为了更科学地说明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在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我们结合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分别选择了绩效、效率、风险变量从商业银行最为看重的三个方面进行了验证，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商业银行信息的不透明导致了相关研究数据难以获得，这是开展实证研究的主要障碍。本文收集到了52家商业银行2007年和2008年的年报，我们以此作为数据来源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年报是我们登陆各家银行的官方网站下载获得，加以整理后，最终汇总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样本数据。其中2008年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我们以2007年代替。因为金融生态环境在短时期内比较稳定，因此我们的做法是合理的；另外在2008年年报中，部分银行没有具体披露第一大股东的类型，我们在观察年报没有发现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的情况下，采用了2007年的大股东性质，一共有6家商业银行采用了这样的数据处理。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依据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框架，本文在借鉴同类型文献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和银行绩效方面的18个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简要介绍如下：
    被解释变量。在公司绩效的衡量方面，国外学者大都采用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Tobin‘s Q ，国内学者大多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 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等财务指标来衡量银行绩效。为了避免只注重银行会计利润指标而不注重银行价值指标，我们除了采用ROA和ROE这两个指标外，还选取了经济增加值，选取成本收入比（CI）衡量银行的效率，选取不良贷款率衡量银行的风险。需要说明的是，根据Weaver（2001），我们采用如下方法计算经济增加值（EVA）：经济附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要素投入，其中：资本成本＝资本总额*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要素投入＝主营业务成本＋利息支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单位股本资本成本＋单位债务资本成本①。
    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股权结构及其对银行绩效的可能影响，我们选取了第1 大股东性质（NAT）、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S1）、第1大股东控股能力（CON）和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SH10）四个指标分别从股东身份、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方面刻画股权结构。对于董事会，我们选取了董事会规模（DS）、独立董事比例（ID）、董事会会议次数（DC）三个指标分别考察董事会的规模、独立性、行为及其对银行绩效、效率和风险的影响。同样，对于监事会，我们选取了监事会规模（SS）、职工监事人数（DC）两个指标来考察监事会的规模、结构及其对银行绩效、效率和风险的影响。在其他控制变量，将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代表银行规模（S）的控制变量，为考察上市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上市银行（L）这一虚拟变量。除此之外，本文还采用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P）作为控制变量。
    以上指标的选取基本上是同类型实证文献的基本做法，此处就不多加说明。有必要强调的是，国内有的学者采用银行当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数量作为衡量银行所在地法律环境的指标（李维安、曹廷求，2004），我们采用金融生态环境（FE）这一变量作为外部环境的指标来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的外部环境。我们只能得到50个大中城市该指标的得分，位于这50个城市以外的银行该指标的确定采用与其所在地位与同一个省并且总体水平相当的城市的得分来代替。在对相关变量进行定义之后，我们设立了如下多元计量模型来检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对于银行绩效、效率和风险的影响：
    其中：Dep表示被解释变量，包括ROA、ROE、EVA、CI、NPL；X表示银行治理机制变量，包括S1、CON、SH10、NAT、DS、ID、DC、SS、ES；Y表示银行特征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包括S、FE、L、P。
三、样本银行治理机制和银行经营状况的统计特征
    从大股东持股比例来看，样本银行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21.60%，前十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则高达65.25%，从反映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的指标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10.68%，从3个指标的方差看，样本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另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频数分布显示，大部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10%-30%之间（合计32家，占样本的61.54%），10 %以下和50 %以上的样本分别有14家和5家。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呈现出股权集中的现象。
    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平均规模是13.69，比上市公司9.9的董事会规模要偏大（曹廷求、孙宇光，2007）。Jensen （1993）认为，保持董事会的小规模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董事会的最佳规模是7-8人。Booth等 （2002）也发现，与其他行业的董事会相比较，银行业董事会规模偏大。从董事会构成来看，独立董事比例平均为22%，比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平均32.54%的比例要小（曹廷求、孙宇光，2007）。董事会一年平均召开会议6.63次，各家商业银行的临时董事会会议次数比较多。从监事会的构成来看，监事会平均有6.82名成员，人数集中在3-11人。职工监事的数量最多的为3人，平均成员数为1.99人。
    为了能进一步全面考察不同类别银行的公司治理状况的差异，我们分别按照不同的公司特征对样本进行了分组统计，如表1所示，第一大股东为私营企业的银行股权结构集中度最高，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的均值都大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外资银行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最大，但股权集中度却比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都低。我们按照银行的性质将全部样本银行分成三大类：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列出分类表。其中城市商业银行样本数远远多于其他两类银行，并且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之间差异很大，因此我们以两年平均总资产规模100亿为界，将城市商业银行分成两组。可以看出，在股权结构上，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明显是最高的，其次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最小，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是由农信社经过改制而建立，股权结构仍然比较分散。国有及股份制银行的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最高，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比例比城市商业银行要高，同样国有及股份制银行的董事会会议次数最多。

    为了研究不同股权结构下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同，我们按照不同的股权集中度进行分组统计，我们选取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标准，选取50%和75%作为分位数进行分组统计，得出股权集中度越高，董事会的规模越小，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少，职工监事的数目也越少，在50%-75%股权集中度下，董事会的独立性最低（0.20），但是拥有的监事会规模最大（7.48）。我们还按照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否国有对各项银行治理机制的指标进行了分组统计，发现国有银行的董事会比非国有银行董事会平均多大约一名董事。就董事会会议次数来看，非国有银行董事会会议次数比国有银行平均多接近两次。二者独立董事的比例、监事会规模都相差不大。非国有银行中职工监事的人数要多于国有银行。同时，也根据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了分组统计，发现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同的银行之间，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职工监事的人数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小的银行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
    总之，样本银行的股权结构具有集中型股权结构的特征，而且大部分是由政府控股，董事会的平均规模维持在13人左右，外部董事的比例较高（22%）。我们从总体上对样本数据做了统计分析，但是不同的银行治理是否影响了银行的绩效表现？如果是，这些治理机制通过什么机制影响银行绩效？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实证分析。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为了避免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给回归结果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首先对各个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各主要解释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的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其对银行的控制力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及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规模相关性较强。因此，我们在进行计量回归时需要注意变量的取舍问题。同时，为了得到比较稳健的回归结果，我们采用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差的计量方法进行回归。
    （一）对ROA和ROE的回归结果
    表2给出了利用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的部分结果，方程（1）～（6）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控制力都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这与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及李成、秦旭（2007）的观点相一致。同时我们对绩效指标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做了分位数回归（未列出），分位点分别为20%、50%和70%，结果显示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ROA显著负相关，与ROE在20%分位数下显著为负，其他两个分位数下不显著。计量结果显示，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显著高于非国有商业银行，而董事会规模与银行绩效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的活动以及监事会规模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职工监事的设置显著提高了银行绩效 ，在6个模型中外部监管环境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二）对EVA的回归结果
    ROA和ROE衡量的是账面上的会计利润，而EVA是建立在会计利润调整基础上的对经济利润的尽可能的真实模拟，是银行真正的利润。因此，为了区别于前两者，我们单独对以EVA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进行了回归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2008年各家商业银行的β系数，因此我们只对2007年的52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相关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我们通过检验，发现在回归结果中存在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的情况，我们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合理取舍。通过分析我们可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EVA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第一大股东控制力提高1%，EVA则降低大约1.4个百分点。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对银行的EVA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与朱建武（2005）的结论相一致。独立董事和职工监事也没有对EVA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前两个模型中监事会规模与EVA显著负相关，另外全国性商业银行的EVA显著高于地区性商业银行②。
    总体来看，股权集中度明显影响到银行的会计利润，但对银行的经济增加值没有显著影响，国有控股银行的账面利润要明显好于非国有银行，董事会规模对ROA和ROE有负面影响，而对EVA都显著没有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比例对银行的ROA、ROE和EVA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还没有显现。就监事会来看，监事会规模对EVA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职工监事的比例则对ROA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对ROE和EVA影响不显著。
    （三）对不良贷款率和成本收入比的回归结果
    为了探讨治理机制如何通过中间传导机制来影响银行绩效，我们选取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衡量银行的风险，用成本收入比衡量银行的效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传导机制。计量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正相关，独立董事和职工监事的规模显著减少了银行的风险，同时完善的外部金融环境也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的风险程度，而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监事会规模对银行风险没有显著影响。
    银行治理机制和银行效率的回归结果显示，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效率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银行效率越高，这表明董事会的活动有助于提高银行经营效率，这种正相关的关系也表现在职工监事与银行效率上，其他解释变量对银行效率的提高没有显著的影响。
    五、主要结论
    本文在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全国52家商业银行2007年和2008年年报公布的年报作为数据来源，对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样本银行中国有银行居多，集中型股权结构比较明显，国有控股银行的经济增加值与非国有控股银行并没有显著差异，但绩效和不良贷款率却明显优于非国有控股银行。从总体来看，银行的集中的股权结构降低了银行的绩效表现，但并没有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也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独立董事制度明显降低了银行的风险，但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的增大，降低了银行的绩效表现，但并不是通过增加银行风险或者降低银行效率的中间途径来影响。外部金融环境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但没有显著的降低银行的经营绩效。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还没有达到提高银行绩效的效果，同时也没有显著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和提高银行的运营效率。那么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到底是通过哪种中间传到机制来影响银行的绩效表现，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
    ①股权资本成本率通常根据资本资产价模型确定。即：股本资本的单位成本＝无风险证券收益率＋β×市场组合的风险溢价。其中：无风险利率可采用5年期银行存款的内部收益率，国内有些研究机构也采用目前中长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3.8%。β系数根据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课题组王松奇等人的《2006—2007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摘要）》得到。
    ②限于版面我们没有汇报回归结果。
    参考文献：
    [1]Weaver，S.C.，2001，“Measuring Economic Value Added：A Survey of the Practices of EVA Proponents”，Journal of Applied Finance，Vol.11，pp.50-60.
    [2]Burket，Gromb，Panunzi，1997，“Large shareholders，monitoring，and the value of the fir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pp.693-728.
    [3]李维安，曹廷求。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城市银行绩效——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证据[J].经济研究，2004，（12）。
    [4]李维安，曹廷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模式与我国的选择[J].南开学报，2003，（1）。
    [5]王倩，黄艳艳。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实证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8，（10）。
    [6]孙永祥。所有权、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J].经济研究，2001，（1）。

作者：张光利 朱秀华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