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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6
摘要:本文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了东亚地区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并将冲击对称性分析结果与20世纪80年代的欧盟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以揭示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处水平,从而判断该地区进行深入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及可行性。研究发现,与欧元流通前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相比,当前东亚地区无论在冲击相关性、冲击幅度,还是应对冲击的调整速度上均优于欧洲当时水平,该地区已经具备开展诸如双边汇率机制等较高层次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条件。    关键词: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经济一体化,对称性冲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减少金融动荡和预防危机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焦点,东亚地区货币合作也因此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金融危机使东亚各经济体意识到,仅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发达国家来摆脱危机影响是远远不够的,东亚地区需要加强区域自身的国际货币合作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同时更要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经济往来和发展。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对实现各国和区域经济的共同进步,保持区域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增长具有深远意义。依目前情况看,东亚货币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清迈倡议的签订和不断深化、亚洲债券的发行,以及东亚各国相关合作监督机制和货币互换机制的建立,都是本地区货币合作进程的标志性成就,反映出东亚地区加强经济联系的强烈愿望,也为各国今后的更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不容回避的是,当前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例如,地区合作水平主要停留在建立互助救济机制上,以及亚元(ACU)计划的搁浅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东亚各国意图在货币合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短期尚无法实现。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发展形势,考察东亚地区国际货币合作的合理时机、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显得尤为重要,即何种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和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或者单个国家是否拥有加入地区货币联盟的经济基础和政策条件。而作为这一领域的核心理论,传统的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此类问题的分析,并相继在对欧元及其他地区货币合作的研究中取得了良好效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及数理模型被大量引入经济学分析范式,区域内的冲击对称性分析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不仅是因为该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涵盖“产品多样化”(Kenen,1969)、“对外贸易开放度”(Mckinnon,1963)以及“政策协调性”(Tower和Willett,1970)等多个建立货币联盟的传统OCA标准,而且在计量分析上也具有较强可行性和很高的可操作性。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正是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OECD国家和美国的冲击对称性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获得了一系列颇具实践意义的政策结论。本文拟运用该方法考察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冲击对称性,并通过与欧盟的横向比较,分析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所处层次,进而对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经济基础与发展前景作出判断和预测。
    一、基本模型
    1.分析框架
    冲击对称性的分析基础是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AD为总需求曲线,LAS为长期总供给曲线,该曲线垂直意味着长期内产出水平不受价格影响,SAS为短期供给曲线。

    当经济受到来自总需求的冲击时,AD曲线发生移动。以正向冲击为例(如图2所示),AD曲线右移至AD',均衡状态从正点上移至D点。此时,实际工资下降,但由于货币幻觉,劳动力市场需求上升,导致产出增加。长期中,由于存在理性预期,价格上涨引发的货币幻觉消失,劳动力市场重新恢复出清,产出还原至价格上涨水平。需求方向的正冲击最终导致价格水平提升,但对产出的冲击效果为0。图2也同时表明供给冲击对产出和物价的影响,当经济受到来自技术革新等供给方面的正向冲击时,短期供给曲线SAS右移到新的均衡点S。此时,价格水平下降,产出增加,垂直的总供给曲线进一步右移至新的均衡点S',产出将进一步增加,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来自供给方面的正冲击会使产出增加,物价水平降低。

    2.模型方程
    在包含实际产出和物价波动的二元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特征差异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变动中识别两种冲击。如果引入滞后算子,一个包含产出和物价波动的二元VAR模型表示如下:
   
    式(1)中,a11i为系数矩阵A的对应元素。根据Blanchard和Quah(1988)提出的长期识别方法,需求冲击对产出的长期累计影响为0,则约束条件可写为:
   
    式(2)可由SVAR模型进行估计。对于由向量Xt构成的VAR模型,可以通过滞后算子将其表示为如下残差形式:
   
    式(3)中,et为方程残差,与需求供给冲击存在et=Cεt的关系。SVAR对需求和供给冲击实行标准化约束,同时假定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正交,约束条件为需求冲击对产出的长期累计影响为0。此时,矩阵C和矩阵D的关系可表示为:
   
    二、VAR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冲击对称性研究对象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10个东亚经济体,样本数据的跨度从1983年到2007年。其中,考虑到1997年和1998年金融危机对东亚各国造成的严重冲击,会导致经济指标在经济计量上发生结构性突变,影响回归效果,故以下计算过程将该两年数据剔除。模型数据来自ADB经济统计数据库和IMF统计数据库,以及IMF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1997年和2008年)。模型中两个关键变量——产出和物价变化,分别采用实际GDP和隐含GDP缩减指数对数值的一阶差分表示。其中,GDP缩减指数可以反映产出价格的整体变动,其隐藏信息优于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VAR模型而言,回归过程的关键步骤是确定滞后阶数。一般选择标准有AIC、SC、LR和FPE等。考虑到模型回归效果及其可比性,以下对东亚10国(地区)VAR均选取滞后2阶。另外,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针对欧盟冲击对称性的研究与本文方法几乎相同,使得研究结果具备横向可比性。

    图3(虚线表示供给冲击,实线表示需求冲击)描绘出东亚10国(地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轨迹图。由上文约束条件可知,总需求对产出冲击的累计效果为0,而供给冲击可使产出发生长期正向响应,所以据此可在图中识别需求和供给冲击。左侧产出冲击响应图中,需求冲击的长期累计效果为0,而供给为持续冲击;右侧价格冲击图中,需求冲击导致价格上升,而供给冲击则使价格下降。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和泰国的物价冲击图像并未出现随需求冲击上涨和随供给冲击下降的响应轨迹。
    认真考察冲击图像,东亚各经济体对冲击反应各不相同。从产出来看,尽管需求冲击趋于0,但幅度存在差异。其中,新加坡对需求冲击反应最为剧烈,一个标准差的需求冲击使产出增加0.015单位,同时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0.024,泰国也表现出相似波动轨迹。在供给冲击方面,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泰国的轨迹较为平缓,而其他经济体则出现波动较剧烈的供给冲击轨迹。
    三、冲击对称性分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将冲击对称性分为3个部分:冲击相关系数、冲击大小和冲击调整速度。对于意图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体来说,冲击相关系数越大,冲击越小,调整速度越快,则冲击越对称,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也就越小。
    1.冲击相关系数货币联盟往往需要某个经济大国担任轴心国,起到货币锚的作用,其经济政策一般会成为货币区共同政策的重要参考,德国便是欧盟的轴心国。对成员国来说,与轴心国冲击相关系数越大,加入货币区成本越小。
    东亚地区目前尚无国家能够成为区域轴心国。为反映经济体间的冲击相关性,本文暂且分析日本和中国同本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冲击相关系数,并将之与德国同欧盟成员国的冲击相关系数进行横向比较。如表1和表2所示,不论是东亚地区还是欧洲国家,供给冲击相关性均高于需求冲击。更进一步,东亚地区冲击相关系数明显高于欧盟国家。从需求冲击的均值看,东亚地区与中国冲击相关系数的均值为0.72,与日本冲击相关系数均值为0.76,高于欧盟国家与德国的0.18。供给冲击方面,东亚地区与中国冲击相关系数的均值为0.81,与日本为0.86,而欧盟国家与德国的冲击相关系数均值为0.33。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整,由于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东亚地区开始大量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使得区域内多数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极为相似,容易受到同一冲击来源的影响。而且,只要这种格局没有发生较大变动,高水平的冲击相关性还会延续。
    2.冲击大小(幅度)
    冲击幅度是冲击对称性的另一重要内容,如果经济体受到冲击较小,差异程度不大,则货币区的共同货币政策便能以最小成本熨平经济波动,而不必使区域内成员付出过大的产出或失业代价。
    根据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的方法,表3给出利用标准差计算得到的东亚地区和欧洲国家冲击对称性幅度。如表3所示,不论是东亚还是欧洲,从均值来看供给冲击的强度都大于需求冲击。横向比较,东亚地区不论是需求冲击还是供给冲击均显著小于欧盟国家。当然,就东亚地区内部来看,根据冲击大小可以划分出不同区域。需求冲击方面,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具有较大需求冲击值,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冲击值较小,日本、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次之。供给冲击方面,东南亚各国依然表现出明显相似性。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冲击值都大于区域冲击平均值,中国大陆、韩国和香港也具有相似冲击幅度,这种趋势基本符合当前东亚经济格局。

    3.冲击调整速度
    不同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和外部经济环境存在差异,宏观经济对冲击的响应时间和调整速度也就各不相同。如果成员间在冲击调整上速度更快、更趋于一致,则区域冲击具有更强对称性。由图3可知,产出的供给冲击方面,东亚各国(地区)大多从第8期就进入稳定状态。其中,中国、菲律宾的供给冲击波动较大,中国在第2期达到冲击最大值,菲律宾则在第7期达到最小冲击值后继续波动,直到第14期才趋于乎缓。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同样在前4期内存在较大波动。需求冲击方面,中国大陆、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等都在第14期左右趋于0,日本、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趋。速度更快,在第4期已基本减弱到最小值,而菲律宾的需求冲击则使产出出现持续波动,直到20期以后才减缓为0。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框架下,供给冲击相对需求冲击对经济具有更大影响。因此,对冲击调整速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冲击上。对于冲击调整速度的计算,往往在事先选择合适基期后,以当期值占长期稳定值的比重反映冲击调整速度。该比重越大,冲击越趋于稳定,调整速度越快。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曾用第3期冲击值占长期稳定值的比重衡量调整速度发现,欧洲国家这一数值为0.72,美国同期值为0.94,表明欧洲相对美国还未达到OCA标准。按此方法计算东亚地区冲击调整速度,区域均值为0.80,说明东亚地区冲击调整速度高于欧盟国家20世纪80年代水平。
    四、结束语
    1991年12月,欧共体国家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正式成立,成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钞正式流通。放眼亚洲,一直被寄予厚望的东亚货币合作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跃进式发展,再到当前仅停留于危机防范及互助协作的货币互换等阶段,2006年亚元动议再度搁浅,本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的确有喜有忧。尽管也曾有Robea A.Mundell(2001)“21世纪将形成欧元、亚元以及美元三大货币区”的乐观预言,但目前较低的发展水平足以让人们对东亚货币合作前景充满担忧与不安。其实,与欧元流通前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相比,当前东亚地区无论在冲击相关性、冲击幅度,还是应对冲击的调整速度上,均优于欧洲当时水平。仅就供给需求角度的冲击对称性而言,有理由对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保持信心。不仅如此,凭借较高一体化水平上进行较深层次货币合作的有利条件,东亚各经济体应该积极努力,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已建立的互助机制,健全区域内多边货币互换体系,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另一方面,适时加强东亚地区汇率政策协调,促进区域内双边汇率稳定,谋求建立整个地区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制,以构建区域稳定汇率机制。充分利用内外部有利因素,加速实现长短期目标,东亚地区必将实现统一货币、统一货币管理机构、统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Bayoumi,T.,Eichengreen,Barry. Shocking Aspects of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in Francisco Torres and Francesco Giavazzi,eds.,Adjustment and Growth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93-229.
    [2]Blanchard,O.J. Quah,D.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9):655-673.
    [3]Kenen,P.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An Eclectic View. in Mundell,eds.,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hicago Press,1969.
    [4]McKinnon,R. Optimum Currency Are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717-725.
    [5]Tower,E,Willet,T.The Concept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the Choice Between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in Halm,G.,eds.,Approaches to Greater Flexibility of Exchange R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蔡宏波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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