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围可突的试点“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曾经被认为是“人口特区”的翼城，即使和省内比优势也不再明显。其他县的女儿户现在也已经可以生二胎。在曾经被取消试点的甘肃酒泉，那里在上世纪末又重新被纳入人口政策综合改革的试点。当时酒泉就取消了生育间隔，实行无条件二胎，比翼城又更进一步。
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如果说当初被寄希望从人口压力中突围而提出的试点，如今更多时候已经无围可突。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南方周末记者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张彩虹、诸爱丽和任迎迎都是西贺水村的村民，她们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愿意多生。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村委主任张长江算了一笔账：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如果在县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个学龄儿童每天就大概需要开销10元，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再加上一年下来数千元学费，实际上经济压力极大。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以前人们拼命生，现在很多人又不愿意生。让人们自由生育就可以了。”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时至今日，安斗生、冯才山、车月莲和张爱萍都已经退休。“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冯才山说。
而梁中堂于2009年两会期间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当届两会上，放开生育政策成为激辩议题之一。
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概念还是曾经的“人口特区”的提法，在翼城县的农民眼里已经被消解，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样的话题。当记者向村民追问25年前开始的那场试验，他们更多时候不知所以，回忆当年，神情恍若隔世，仿佛那已经是遥远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