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以科学、法律和宗教为三大支柱。他们的法律和宗教，都受科学精神的支配。同样的，西方管理亦以科学的活动为主，十分重视明晰的定义，清楚的规定，和正确的数据。西方管理，显然比较偏重科学化。

　　我国文化的精神形态，则以道德和艺术为其基石。而我国的道德，可以说相当艺术。因此，我国管理自兔不了浓厚的艺术精神。高阶层管理者的直觉判断，往往在制度面前表现出独特的“例外”。用人“破格”; 用钱“如果报销有问题，我就自己掏腰包”；对事“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口口声声“法”重于一切，自己却经常洋溢着纯“情”。中阶层人员，善於揣摩上司的心态，适时调整数据，弹性解释事实，而又奉迎得好像没有在奉迎一般。基层员工，大多心存“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摹拟作业，并不一定遵从作业规范。上下都相当艺术，使得整个管理，也无法不偏重艺术化。

　　艺术化的管理，弹性显然比较大。管理者的作为，影响力也比较大。不容讳言，同样是总经理，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必然比美国公司总经理要来得自由自在，少受许多规律的束缚，即使是挂名的，开口要一些例外，也比较容易获得通融。因此，自古以来，我们就十分重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非常强调“修己”，认为管理者必须以修身为本。

　　我国先哲看见宇宙万物都充满生命，对管理的探讨亦以生命的观照来了解，老早洞察企业内外情境无时无刻不在变迁，若以客观呆定的典章制度来管理，必然僵化而难能适时应变，因此主张“不要紧的地方，讲清楚一些！真正要紧处，保持弹性，反而要讲得模棱两可”，认为果能配合贤明的主管，适时当机立断，即能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大家重视修己，弹性管理也就有利无弊，或者利大于弊，我们害怕什么？单凭法管不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违法，却经常要做法以外的事情。你规定不能这样，他立即不这样，马上接著做那样。你一看不对，规定不能那样，他也就不那样，可是紧接着又做另外一样。法不是不好，而是永远不够用，累坏了立法的人，急坏了执法的人，却笑得避法人弯不下腰来。古圣先贤，劝告我们修己，实在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我们舍本逐未，受苦受罪，又能怪谁？

　　再说，任何主管刚一就职，所有同仁都会张大眼睛静默地看著他，看什麽？”看你变什麽花样！”要看好久？大抵不出三、五天，话就出来了：“唉呀！没有什麽两样，变来变去还是那一套！”中国人乌黑的眼睛，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位会在湖南大学担任教职的德国人说过：“中国人深黑而似乎毫无表情的眼光是安静的、客观而又毫不留情的。用这个眼光，中国人比任何别人都更快地知道，站在他前面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干脆称为是一种天赋。”诺特罗帕也肯定此一天赋，他说：“我怀疑是否还有第二?”中国人有一样的本领：中国人一与另外一个民族相处，很快就会直观到这个民族的文化与心灵生活。在台的若干美商公司比较希望美国主管直接负责，害怕中国主管的原因，即在中国主管往往会比美国主管更表现出典型的美国作风，令他们消受不了。

　　实际上，中国人请求修己，并不是希望当圣人。我们只是身处“十日所视、十手所指”的境地，别无他法，可以说是被逼走出的唯一路径。既然中国人不好骗，也不可欺，倒不如自觉地修身，由被动而自动，当能获得更多的乐趣。

　　管理者修已，有三要目，分别说明如后：
　　（１）认识自己。

　　孔子说：“即使不见知于人而心里毫不怨恨。”他比较重视认识自己。一个人不必忧虑别人不知道自己，只须当心自己不能知道别人，而在知道别人之先，必须认识自己。因为知己的人，才能够正确地知人。管理者重在知人，所以要由认识自己开始。

　　1.经由性向测验，了解自己的倾向或潜在能力。  

         对于自己所能胜任的活动，切记不可大意，以免“阴沟里翻船”；对于自己所不能胜任的活动，务须多多尊重他人，但要加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判断力，以免误判害事。

　　2.经由智力测验，明白自己的一般智力或特殊智力。不过，我们建议管理者把智力测验的功能放在“知道自己的智力有多低”而不是“知道自己的智力有多高”，因为“人上有人”，高低是比较的结果，谦虚才是美德。

　　3.由定期的健康检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使自己有所警惕，岁月不饶人，一方面要把工作做好，一方面也要珍惜自己，这才会重视正确方法的选用及调整，形成“轻松愉快把工作做好”的中国式管理气氛，以取代“紧张忙碌把工作做好”的美国式管理或“辛苦劳累杷工作做好”的日本式管理。

　　反省自己，以了解自己的价值取向。是视员工为机器呢？还是视部属如同手足？是绩效高于一切呢？还是尽人事以听天命？是“把一辈子的钱两年内赚完”呢？还是“细水长流”，年年有得赚？管理者所作所为，系于他的价值取向，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