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家面对的挑战
       初次接触西方学者探讨我国古代哲学的作品时，看到「道家具有革命性」一语，不免深受震撼。我们一向认为道家是随顺不争而自然无为的，怎么会牵连到「革命性」一词呢？原来这是「旁观者清」的一个例子。古代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天」，帝王称为「天子」就是明证。道家从老子开始，却要公然「以道代天」，这不是革命又是什么？
　　老子这么做，理由是什么？依司马迁所说，老子的年代比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稍早，同样属于春秋时代末期。在春秋时代，「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传》）在这样的乱世中，政治领袖的遭遇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般百姓？简单说来，这种处境是：礼坏乐崩与民不聊生。
　　礼乐代表社会生活的规范，礼乐的瓦解失效，将引发人间的动乱不安，不仅是非善恶混淆难辨，连善恶的适当报应也全部落空。这种危机可以称之为「价值学的虚无主义」。其次，长期的民不聊生，将引发悲观的情绪，甚至带来绝望的念头，认定生命的本质是虚幻的，一死百了，万化皆空。这种危机可以说是「存有学的虚无主义」。这双重虚无主义的危机，正是儒家与道家这两大哲学体系共同面对的挑战。
　　以儒家的孔子为例，他眼见礼坏乐崩的危局，知道社会规范的重建，要靠个人真诚的自觉，于是大声疾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此，「仁」即是由真诚所引发的行善力量。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撰述《春秋》，希望藉此重建社会秩序，亦即以历史评价对领袖阶层作出善恶的适当报应。孟子明白孔子的用心，所以会宣称：「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由此亦可见，儒家意在化解价值学的虚无主义所造成的困境。
　　相对于此，老子采取不同的策略。他在面对价值方面礼坏乐崩的威胁时，指出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无可避免地都是相对的，亦即都有虚无化的危险，除非能够找到一切存在的终极基础。换言之，老子的意图是要针对存有学的虚无主义，设法排除万难找出天地万物的起源与归宿，亦即无形无象亦无以名状的「道」。他认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三十八章）在此，道是原始的完美状态，德是万物得之于道者，亦即人类的本性及禀赋。离开了道，所能把握的只有德，亦即朴实而不刻意造作的自然状态。自此以下，则是「仁、义、礼」之类属于人类所珍惜的价值规范。
　　因此，从上述的角度观察，可以肯定儒家与道家所面对的是同样的挑战，亦即双重虚无主义。孔子想做的是：贴近百姓的需求，先解除价值学的危机，再向上追溯到存有学的依据。他的生命转折点是「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知天命」进而畏之与顺之，正是要归依于存有学的基础。奈何学生及时人并不明白此意，以致孔子不得不感叹：「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他一生说了多少话，最后依然感叹无人了解他。
　　那么，直接扣紧基础来谈的老子，又如何自觉他的处境呢？他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他与孔子竟有类似的感叹，只是立说的方向不同而已。老子是想一劳永逸界定那作为根源的道，彻底解除虚无主义的阴影，然后人间秩序自然回归安顿。换言之，老子同样怀着深刻的情感，要为世人指点迷津，只是得到的是误解远远超过了理解。幸而后来有一庄子，充分领悟及应用老子的智能，进而形成了道家学派，成为我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资产。
二、老子的虚静
1.      认知作用的转化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势，探本求源，至少不能忽略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认知能力。作为万物之灵，人的认知能力无疑是他出类拔萃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偏差发展，给人间带来了各种困境。
　　
　　那么，「认知」是怎么回事？它的正确作用以及正常发展又应该如何？以下依序讨论三点：一，以认知为「区分」；二，以认知为「避难」；三，以认知为「启明」。
　　首先，人在求生存时，认知能力必须「对万物」加以分辨，厘清外在事物的利与害。譬如，水果之可食与不可食；动物之可近与不可近；环境之可处与不可处。没有这样的区分能力，人的生命必然陷于危险状态；充分使用此一能力，则有利于人类控制万物，进而推演为日益精巧的文明社会。问题在于：一旦区分，产生好坏与贵贱之别，则人们自然群起追逐与逃避，犹如孔子所谓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接着就难免出现竞争、斗争与战争了。
　　其次，藉由经验与学习，人们了解自己「与万物」的关系，也明白短视近利可能造成的后遗症，于是以认知为「避难」之方，不与一般人同样见识，并且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淮南子‧人间训》有一段「塞翁失马」的故事，描述一位老翁的得失观念「总是」与邻人的相反，而事后又一再证明他的远见有理。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明白此一道理，无异于深通人情世故，免于责怪与患难，可以平静而安全地度过一生。
　　不过，在老子的理想中，还须再往上跃升，亦即以认知为「启明」。所谓启明，就是要由「整体」观点来看待我与万物，使一切合而为一。在此，「整体」所指涉的正是「道」，因为万物（包含人类）皆由道而来，并且也将回归于道。老子推许「明」的意境，谈及的有：「知常者明」（十六章），「见小曰明」（五十二章），「自知者明」（三十三章），「不自见故明」（二十二章）。人若排除自己执着的念头，觉悟自己与万物皆在同一个道之中，明白了永恒的常态现象，然后人生自然可以离苦得乐了。《庄子‧秋水》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一语，所展现的即是启明之境，以此为凭借，才可进而逍遥无待。
　　以上已就认知作用的转化与提升稍作说明，其原则也符合老子求道的态度，亦即：「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意思是：探求知识，每天要增加一些；探求道，每天要减少一些。减少之后还要减少，一直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无所作为却什么都可以做成。何以如此？因为人的智力有限，不如减损成见与欲望，让万物自然运作发展。
　　如果克就老子的方法来说，则关键在于「虚」与「静」二字。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十六章）意思是：追求「虚」，要达到极点；守住「静」，要完全确实。万物蓬勃生长，我因此看出回归之理。一切事物变化纷纭，各自返回其根源。在此，虚之后，能空能明；静之后，能安能观。能够明而观，就将觉悟万物源生于道，也回归于道。然后个人不仅不会轻举妄动，刻意造作，喜怒随人，而且还可展现「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趣味。老子在这段话的最后，说了「没身不殆」（终身免于危险）的结语。
　　「没身不殆」听起来有些消极，好象处于乱世之中，对于众人争夺之物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而事实上，这只是老子思想的初步效应。世间能够转化认知作用，从区分到避难，再由避难到启明者，实在并不多见。能够没身不殆，进一步才可以欣赏老子的积极表现。当然，所谓的积极表现，并未脱离他「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主轴。
2.     「三宝」的效应
　　老子直接介绍「道」的章节，内容无不高深莫测，因为人的语言文字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道可道，非常道」（一章）算是开宗明义，意思是：道，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
　　既然道的本身无法描述也难以理解，那么不妨退一步从道的作用来想办法。道的作用展现于万物中，因为万物无不源生于道。因此，谈及万物（包含人类），首先要注意的是「德」。德与「得」通，为「获得」之意，亦即万物「得之于道者」。简而言之，就是万物的本性及自然状态。老子的书又名为《道德经》，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道的角度来看，道对万物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十章）意思是：生长万物，养育万物。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作育万物而不仗恃己力，引导万物而不加以控制，这就是神奇的德。由此可知，道的作用是神奇的德；而「德」字在万物为「获得」，在人则有天生所具的自然禀赋以及人为的刻意修德两种意思。这种看法在〈三十八章〉最为清楚，亦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意为：推崇禀赋的人不刻意修德，所以保存了禀赋；贬抑禀赋的人不忽略修德，所以失去了禀赋。在此，禀赋与修德之间，似乎难以并存。那么试问：老子心目中的有德者，并不具备我们一般人所谓的美德吗？
　　为了厘清此一问题，必须由老子的「三宝」入手。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在老子书中，「我」、「吾」与「圣人」这三个字词，所指涉的对象为一，皆是「悟道的统治者」。前引之文的意思是：我有三种法宝，一直掌握及保存着。第一是慈爱，第二是俭约，第三是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慈」是描写母亲的爱。万物源生于道，道对万物有如母亲，无不包容、肯定与珍惜。同理，悟道者对百姓也是一片慈爱之心。老子接着说：「慈故能勇。」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包括锄强济弱，亦即「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都乐于去做，这不是真正的勇敢吗？换言之，心中存着无私的爱，自然孕生大勇。孔子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
　　「俭」是对待万物的态度。只有自奉俭约的人，才会充分利用资源，让万物的功效推广开来，亦即让天下人都分享得到所需之物。老子接着说：「俭故能广。」其意在此。不仅如此，悟道者的统治原则越俭约，则天下百姓越能够自由发展个性。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意即：治理人民，事奉上天，没有比省约更好的方法。这种说法正是出于类似的背景。
　　「不敢为天下先」，是说悟道者既不认为自己胜过别人，也不率先倡导某种言行风气。他的温和谦虚与退让居后，是为了代替道来为众人服务。老子接着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意即：如此才能够成为众人的领袖。人类的社会组织，即使是「小国寡民」，也总是要分工合作，也必然会有领袖人物。悟道者的最佳表现，是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意思是：等到大功告成，万事顺利，百姓都认为：我们是自己如此的。在老子书中，「自然」一词出现五次，全部是就「自己如此」而言。
　　悟道者「无所作为」，或者更好说是「无心而为」，然后百姓也好，万物也好，都以「自己如此」的方式在运作及发展。这正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例证。
　　因此，老子笔下的圣人，或悟道者、有德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体现「道」的神奇功能，让世间平静安详，人与人，人与万物也都可以和睦相处。
三、庄子的逍遥
1.      修养方法
　　道家立说的目的，在于化解存有学的虚无主义，因此要扣紧「道」来寻求启明。悟道者是极少数人，他们即使无缘以其「三宝」来治理百姓，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的人间际遇，做到游刃有余，进而消遥自得。在老子之后，战国时代的庄子就是道家的最佳代表。
       庄子能够悟道，当然有一套修养方法。这套方法的前提，是深入而准确地了解「人的生命」是怎么回事。简而言之，庄子要由人的生命现象着手，看穿人的生命本体，然后提出一系列修行指针，最后抵达悟道的境界。
       那么，人的生命现象有何内容？人有身体与心智。身体有感官，由此引发情绪与欲望，造成各种困境。庄子的观察是：「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意思是：人承受形体而出生，就执着于形体的存在，直到生命尽头。它与外物互相较量摩擦，追逐奔驰而停不下来，这不是很可悲吗？这样的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齐物论〉）意即：人们睡觉时心思纷扰，醒来后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每天勾心斗角。很明显地，这样的困境可以推源于心智的偏差作用。
       人的心智拥有认知、判断、选择等功能，但是它很容易陷于「区分」的层次。庄子质疑说：人所肯定之「正处、正味、正色」（真正舒服的住处、真正可口的味道、真正悦目的美色），对于其它动物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齐物论〉）即使专就人的社会而言，所谓「仁义、礼乐」也都难免是偏颇的、相对的、形式化的要求，其结果则往往是扭曲了人的本性。因此，庄子的建议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意即：摆脱肢体，除去聪明；离开形骸，消解知识，同化于万物相通的境界。
       简单说来，针对人的身体与心智而言，庄子的立场是要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齐物论〉），要让身体好象没有血气与欲望，并且让心智好象没有执着的意念。做到这一步，才可进入修行的领域。
       修行共分七个阶段，依序是：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大宗师〉）意即：遗忘（或超越）天下（代表人间的一切，包括仁义与礼乐之类的价值观）；遗忘万物；遗忘生命。这三步皆用「外」字，表示不受干扰之意。然后，是透彻通达，有如阳光照亮一切（类似「启明」状态）；看见一个整体（一切合而为一，皆源于道）。接着，没有古今之分，时间不再具有意义；最后是不死不生，亦即与道合一，永恒不变。
       以上虽然列出七个阶段，但是要做到第一步「外天下」已属困难之至。譬如，谁能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逍遥游〉）亦即做到了「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称赞，他也不会特别振奋，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责备，他也不会特别沮丧」？要有多强的内在定力，才可完全无视于「天下」的左右？庄子期许人们由习以为常的「重外轻内」，提升到「重内轻外」，而最高目标是「有内无外」。但是，这个内在自我还需要下另一番工夫，就是庄子著名的「心斋」之说。
       「心斋」（〈人间世〉）即是要由「气」的角度化解自我对身心的执着，成为「虚而待物」的状态，然后可说：「唯道集虚」（只有在空虚状态中，道才会展现出来）。由此可见，关键依然是「道」。说得清楚些，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之后，「心」并未真死，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展现出「精神」境界（又称为「真君」、「灵台」、「灵府」）。换言之，人的修养可以达到「精神展现」的层次；以此为基础，才可以进而欣赏庄子的生命情调。
2.     与道同游的境界
　　《庄子．天下》谈到当时的七派思想，其中关于庄子自身的描述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庄子「独自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轻视万物，不质问别人的是非，而能与世俗相处。……在上与造物者同游，在下与超脱生死、忘怀始终的人做朋友。」在此，庄子把「道」具体描写为「造物者」，因为道是万物之源；同时，他也把造物者视为「天地精神」，亦即造物者是「使天地成为天地的力量」；换言之，庄子并未把「天地」视为道，因为道并非天地，而是天地之本。
       由此可知，庄子自己无疑是「悟道者」，然后，他在人间的表现如何？他随遇而安，不过问别人的是非，但是，他也少有朋友可以来往。听来有些感伤(当然这是我们读者的感觉)，在《庄子》全书中，庄子有名有姓的朋友只有一位，就是惠施，而这位惠施经常扮演唱反调的角色，距离与庄子「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好友层次，可谓十万八千里。不仅如此，庄子有名有姓的学生也只有一位，就是蔺且，但是他的背景及思想皆不详。换言之，庄子在人间是十分孤独的。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悟道者如何处世？庄子的秘诀是「不得已」三个字。不过，所谓的「不得已」，并非被迫、被动、无奈、委屈，而是明白自身的处境及相关条件的配合，进而采取顺应的态度。譬如，身体若有残疾或衰老，则视之为「气」的变化过程，如此就连死亡也不必在乎了。又如，贫穷只是不愿曲学阿世，真正可悲的是未闻大道、虚度一生。即使就算命而言，庄子也认为世间祸福相生相倚，与其希求福报，不如调整自己的观念与欲望，使自己不受外物的干扰。
       那么，庄子对于儒家最为重视的「孝道」有何看法呢？他提出了六个由下而上、由易而难的层次，依序是：敬亲，爱亲，忘亲（忘记父母的角色而与父母和谐相处），使亲忘我（使父母忘记我的角色而与我自在相处），忘天下人，使天下人忘我。（〈天运〉）最后两步是要忘记人间的一切规范，就如鱼在江湖中彼此相忘一样，亦即大家在「道」之中融为一体。凡是存在之物，皆有其特定的条件；认清这些条件，就是了解「不得已」。庄子说：「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意思是：知道这些是无可奈何的，就坦然接受为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德的极致。他的态度看似消极，其实还有积极的一面。
       庄子说：「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人间世〉）意思是：顺着万物的自然状态，让心神自在遨游；把一切寄托于不得已，由此涵养内在自我；这就是自处的最高原则了。由此可见，人的内在自我，亦即人的心神或心灵，是需要「养」，并且是能够「游」的。真正的游是「逍遥」之游，不受时空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做到「无待」（〈逍遥游〉）。人若能够无待，才有真正的自由。
       那么，落实在人间，具体的做法又是如何？庄子的建议是「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意思是：随外物变化而内心保持不变。「外化」即是老子所谓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章〉）亦即：收敛锐气，排除纷杂。调和光芒，混同尘垢。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与物无争，与人无尤，随顺自在，平安清静。但是，更重要的是「内不化」，亦即内在自我必须保持「悟道」状态，时时刻刻都在与道同游，享受生机洋溢的天乐。
       庄子所展示的意境是纯属幻觉，还是真正可以实现的理想？答案很清楚，庄子自身即是最好的见证。我们学习道家，一方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另一方面也须努力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相信自己有悟道的可能性。
四、结论：道家的永恒价值
　　道家以老子与庄子为其代表，有时也加上列子。列子的年代可能早于庄子，但是著作散佚，到了西晋的张湛为其作注，再传于后世。然而，目前所见的《列子》已受魏晋玄学的影响，甚至夹杂了佛教故事。至于思想主旨则是：人生苦短，死后万事皆休，一切皆为气化，不如及时行乐。这种悲观厌世之情，显然有违道家意旨，不必在此深究。
       老子有「小国寡民」的观念，庄子也向往「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君主有如高处的树枝，人民有如自在的野鹿。）（〈天地〉），亦即都有「无为而治」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汉代初期形成「黄老治术」，与民休养生息。然而，一但形成治术，落实为「用」，则其原始理想难免打了折扣。道家固然是如此，儒家呢？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如果即体言用，注定将会变质走样，那么在未能明体就想致用时，后果不是更加不堪设想了吗？于今之计，我们只能尽力准确把握道家的思想，至于能否应用于生活中，则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今日处于「后现代社会」，对于传统基于理性所建构的价值观(如仁义、礼乐)，全都加以质疑，形成「价值归零」的现象。譬如，近十余年来蔚为流行口语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鲜明的例证。在古代，遭逢天下大乱，个人在社会上怀才不遇，所以一方面明哲保身，同时也培养悟道的智能，冀求精神上的逍遥无待。在今日，则有民主制度保障人权，自由辐度少有拘限，信息设备又提供了无比开阔的虚拟世界。这真是个「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美丽新世界啊！然而，越是多样的选项，也将使选择越加困难。自由一变而为压力，因为在未能了解「自我」之前，「自由」往往只是任性盲动或恣意盲从的代名词，其后果常为懊恼与悔恨，最后沦于「重复而乏味」的不堪之境。
       有一弊，也可能有一利。道家批判社会上的既成规范时，也说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类偏激的话，听起来有些后现代的意味。但是，这种「破」是建立在「让生命在道中安顿」的智能上的；破小所以立大，要让自我回溯于一个完整而永恒的根源。任性不是自由，盲从更不是自由，只有回归于整体的道中，化解了身心的执着，开启了灵性的力量，以此为自我的真正主体，做到「外化而内不化」，然后才有自由可言。换言之，今日社会的外在自由，正是我们寻求内在自由的最佳契机。后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唯一优势，正是道家思想可以大显身手的新天地。
       如果从哲学角度评估道家的得失，则正面的肯定是不言可喻的。西方学者习于以儒家为「伦理学」的宣讲者，我们的辩护是「儒家不仅只有伦理学的成分」；但是要揭示儒家的形上学内含，总是难免多费唇舌而未必有效。至于道家，则自从老子说出了「道可道，非常道」一语之后，学者无不肯定「道」为形上学所欲彰显之本体，因而也对道家另眼相看，视之为极富智能的哲学立场。
       西方哲人观察万物，见其流变生灭，不免提出深刻的质疑：「为何是『有』而非『无』？」万物依其本质，皆为有始有终，在始之前及在终之后，本无一物，因此「无」才是万物的真相。现在居然是「有」，着实让人惊讶，而哲学即是「起源于惊讶」，进而探究其真相的一门学问。那么，听听庄子怎么说，他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齐物论〉）意思是：古代的人，他们的知识抵达顶点了。抵达什么样的顶点呢？有些人认为根本不曾有万物存在，这是到了顶点，到了尽头，无法增加一分了。换言之，「未始有物」正是「无」的境界。这个无并非虚无，而是万物的起源与归宿，亦即是道。能够悟道，即是解脱桎梏，随物而化，孕生无穷无尽的美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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