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的角度来讲，制度是一种接近于共同知识的形态，用青木昌彦的话来讲，就是参与人关于博弈将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制度具有普遍约束，通用性较高，变更起来也更为困难。

契约的概念要更为狭窄，主要偏重于契约各方就某种事物达成的共识，只能对契约签约方产生约束。成文契约受到当时法律的支撑才能有效运转[制度未必如此]。

如果针对某种事物达成的契约，形成了影响，并且其操作模式能够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会慢慢上升，直至达到惯例、法律。。制度和契约有某种共性，即约束性，但范围不同、性质不同，研究视角也有差异。

小小纠正下：巴泽尔没有获得诺奖，罗伯特·福格尔同学因“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与诺斯共同分享1993年诺奖。

1、所有的非强制性的制度（即非正式制度）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技术地说，所有的非正式制度都必然是一种可以自我实施的契约，不管这契约是否完全。在完全契约下，可以实现纳什履行；在不完全契约下，可以实现SPN履行。

2、如果一定要坚持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那么契约必然是完全自愿的，则一些带有强迫性的正式制度（例如计划生育）就不会是一种契约。此时，我们能否使用标准的契约工具？我表示悲观。我曾在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指出，经济学其实难以解释带有强迫性的现象。尽管我知道这一观点容易受到非议。

为什么不能解释强迫性的现象？假定两个厂商的生产带来污染，假定他们形成不采取治理行为的纳什均衡策略，此时政府安排罚款制度改变他们的收益决策，使得他们治理污染。强迫性制度能够被实施，难道不是意味着违反将面临大的成本支付和利益损失吗？

我个人觉得，强制性的问题提不在于外部性。

强制性事实上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而这个基础却是经济学所秉承的。尊重偏好的多样性，不以多数人的意志打压少数，是基本准则。

同意聂的看法。强制，指能够在所谓的“社会最优”的这些虚有的准则下才是必须的。根据哈耶克的分立知识，我们真的无法判断究竟是否应当实行这样的强制。强制，经济学不具备解释他的优势，也许政治学在这方面会表现得好些（两门学科的基础本身就不同）

谢谢你的提醒。我说“经济学”难以解释强制性行为主要是指契约经济学，因为任何强制行为的根本前提一定不能满足自由缔约的预设。就污染的问题而言，追根溯源，究竟厂商有无选择政府的权利呢？事实上几乎没有。这就涉及到社会契约论了，就是在签订一个具体契约之前，我们有无权利达成一个关于缔约的一致同意的初始契约？在现实中其实是找不到的，这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困境。这也可以理解为契约理论至今没有发展出一个一般均衡理论的原因之一吧。

当然了，政治经济学或激进经济学是不需要倚重自有缔约的假设的，例如马克思经济学。但马克思经济学会成为一个一般均衡理论吗？

能否接着楼上龚兄和聂兄的观点再问一句，造成限制缔约自由的强制性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是哈耶克所指的“致命的自负”？还是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

To聂、龚：

从契约的“合意”内涵，我同意两位的观点。但强制性行为应该是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的现象，是不是。而且，说及现实，强制性的政策未尝等于某一方不能进行“敲竹杠”等行为。举个例子：

我一个同学在石油上工作，参加了“西气东输”的部分工作。说起那次工作，他会对某些事哭笑不得，比如按规定，如果管线穿过地区有林木，集体的赔偿集体，私人的赔偿私人，他们在两周前勘探一个地方，没什么东西，等管线铺到时，居然长出来一排树，而数多村民站在那表示树是他们的。有一次，他们的工作整整停了两天，一个老太太坐在路当中，非说他们挖了她的祖坟，因为他们挖出来一些骨头，我同学说其实哪个地方没有坟，有的话，根本不敢随便开挖。因为他们早被迁坟、挖出骨头的事折腾怕了。当然，必然存在克扣赔偿、强行推进等问题。但，这样的一些例子，至少说明某些强制性政策并不意味着某一方不再具有任何谈判或行为能力。即使是计划生育，农村超生现象从没停止过，罚款没钱，家里也没值钱的东西，户口他也不着急，反正孩子已生了，以后的问题政府肯定要给政策，否则那么些人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是否还是可以用契约理论分析某些政策？

这样询问的原因是：我之前没用契约理论分析过强制性政策，目前想尝试，正在看书和文献。突然看到两位这样说，就总想究竟为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如果不考虑契约的自愿合意前提。

其实，也许真地了解和运用契约理论，多半会自己发现问题，偷懒如此，那么，前提只能是两位有时间并觉得值得回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