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国

　　【内容提要】资源约束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需求约束则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我国市场化改革已有20多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仍然不能有效发挥基础作用，根源在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摁住了“看不见的手”，政府的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妨碍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体制安排的不合理，就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约束/需求约束/政府职能错位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从政府到企业到学界，在论及发展思路时，无不言必称增长方式转换、发展模式转换。而事实上这又是一个老话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批判粗放式、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强调要实行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什么这些年进展不大，甚至粗放式增长方式反而越来越强化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增长方式归结为技术问题，从生产的技术方式变化中找出路，往往强调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等。这固然会有些效果，但未抓住根本。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量。(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成功的制度变革将大大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创造生产力。经济活动是人的行为，经济增长是人们努力的结果。而人们的行为又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做的理性选择。制度安排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约束条件。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因而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必须从改变行为规则，即改革制度安排着手。
　　经济体制作为决定资源配置和资源占有的系统化制度安排，决定着经济主体的利益实现方式。简言之，人们的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性努力，即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把社会财富这只“蛋糕”做大的行为。另一类则是分配性努力，这种行为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却改变其分配结构，即从“蛋糕”上为自己多切一点的行为。一个社会要发展，无疑应该鼓励生产性努力，抑制分配性努力。而生产性努力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创新式努力，另一种是守成式努力。两者的差异在于是否带来技术上的改进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配性努力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合法性努力，如炒股票、买彩票等，另一种是非法性努力，如贪污受贿、偷摸抢劫、赌博诈骗等等。人们选择不同的努力方式的基准是看哪种方式能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注：参见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第四章，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就是要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性努力，而且是选择创新式的生产性努力。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靠说服教育所能奏效，而是要创造出一套制度，使得这种创新式努力的收益最大化，从而使更多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地选择创新式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内生的动力，成为经济主体的普遍行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正是表现在这里。
　　二、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配置机制
　　当前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地区转变增长方式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其根源在于沿海地区已经和正在遭遇资源瓶颈的约束，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沿海地区尤甚。由此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浙江20多年来的平均增长率超过12%。目前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均跃居全国第4位。“浙江现象”引起世人关注，浙江的成就为中西部省份所羡慕。“浙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总结的聚焦点。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无论东、中、西部经济水平差距有多大，无论浙江经验有多少，但沿海与内地有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即经济增长方式相同，均为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与此相联系的企业竞争战略也相同，均为低价竞争。支撑这种低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而这种经济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多种物质生产要素正在从丰裕走向稀缺。以浙江为例，近年来，缺电、缺煤、缺水、缺地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全省电力每年紧缺840万千瓦，土地需求数倍于可供用地数，原材料因短缺而急速涨价。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这样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居然出现了工人短缺现象。去年以来，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均出现“民工荒”。仅广东东莞一地缺口就达百万以上。浙江湖州织里镇、杭州盛产茶叶的龙坞乡等地甚至出现“抢民工”的现象。
　　人们对这种要素短缺现象众说纷纭，看法各异。但不论人们主观上如何评价，客观上它却表征了一个事实：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已经改变，支撑粗放型增长的多种要素要么已经不廉价、要么是得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势在必行。进一步地问，为什么会发生资源短缺?造成资源瓶颈的根源何在?
　　诚然，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稀缺，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资源稀缺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但是，稀缺不等于短缺。这是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浙江土地再稀缺，不可能比香港更稀缺。为什么香港没有整天讨论土地稀缺问题?因为有市场调节机制在起作用。最近报载，香港一幅土地拍卖，15000多平方米，卖了93亿多港币，平均一亩3亿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企业愿意把土地买来闲置、浪费。而在浙江省或沿海其它地方，一方面土地紧张，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土地闲置、浪费。究其根源就在于土地得来太便宜，几万元、十几万元一亩买来，坐等几年就可大幅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愿意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呢?劳动力市场上同样如此，之所以出现“民工荒”，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失灵，雇主可以利用其有利的谈判地位，肆意压低工人工资，不按法律规定支付养老保险和其它社会保障费用，甚至拖欠工资、赖付工资，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只好用脚投票，敬而远之。因而造成一方面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另一方面则又有大量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奇特现象。
　　资源约束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需求约束则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不存在资源稀缺问题，而是因为有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各种资源能按其稀缺程度定价，从而调节供求关系，使之达到均衡。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资源约束、资源短缺现象，资源约束与市场约束并存现象，恰好证明我国仍然是转型经济、过渡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与其说我国资源缺乏，不如说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缺乏。要解决资源约束问题，要使资源短缺成为转变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式经营、高效益增长的契机，关键是要强化市场约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的功能。
　　三、市场机制为何扭曲?
　　我国市场化改革已有20多年，为什么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仍然不能有效发挥呢?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根子是在政府。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摁住了“看不见的手”，是政府的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妨碍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竞争经济，同时又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法治经济、有序经济。市场经济的自由要靠法律规范和政府规制得以保障。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要不要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管理的问题。市场中的政府承担着维护经济社会制度、提供公共产品、调节经济运行、调整利益关系、校正市场失灵等多方面任务。从政府调节方式来看，可分为规范性调节和过程性调节。从政府调节的作用效果来看，可分为顺市场调节和逆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加上政府的规范管理和宏观调控才能使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运行，成为理想的“好的市场经济”。(注：钱颖一教授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和“坏的”市场经济两类，已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
　　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尤其是政府体制改革还未有实质性的突破。因而政府管理和调控经济中的疏漏和失当仍然大量存在。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个错位现象。一是角色错位。政府本是超然于各个利益群体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竞争格局中应扮演第三者仲裁的角色，为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规范的制度环境。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这种角色是模糊的，甚至是错乱的。“裁判”往往成为“运动员”，与其它主体经济不平等竞争。政府行政垄断、与民争利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国内外压力下，虽经多次改革，市场准入问题有所改善，但迄今为止，仍有约30个行业不能对民间资本开放。政府行使“裁判权”时，也不能一视同仁，带有明显的利益偏向。例如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往往偏袒资方。以“保护投资环境”为由，对侵害劳工权益的现象麻木不仁、不闻不问。在处理国内外资本竞争中，偏袒国外、境外资本，给予各种各样的优惠，使民族资本处于不利地位。在大、中、小企业关系上偏袒大资本，以“做大做强”为口号，给大企业以各种优惠和便利，鼓励集中和垄断，与市场经济中普遍实行的“保护竞争，反对垄断”的政策趋向背道而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关系上，长期偏袒国有企业，歧视甚至打压非国有企业。如此等等。人为扭曲了市场机制，造就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竞争格局。再加上一些官员把个人利益融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更加恶化了市场环境，导致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和竞争秩序的混乱。
　　二是调节功能错位。对于市场运行过程，政府应该尊重经济规律，按照市场运行的内在机理，运用经济手段实施顺市场调节。但政府调节却往往变成逆市场而动，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数量控制办法，运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人为造成价格机制失灵。其中最典型的是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土地管理行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土地已成为越来越稀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日益提高。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理应让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此同时，过去最为稀缺的资金(资本)现在则相对充裕。去年我国银行存贷差已高达6.4万亿元人民币。还有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很多地方政府都竞相以压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税收优惠(包括暗中补贴)等办法来吸引投资。这实际上是人为压低稀缺要素的价格，人为提高富裕要素的价格，扭曲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相对地位，恶化了资源配置。在劳动力问题上，纵容企业对工人(主要是民工)的压榨行为和欺诈行为(拖欠甚至不付工资)，同样是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由此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由此造成“民工荒”，使我国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使实际总产出低于潜在总产出，二是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强化了二元结构，延缓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弊端是造成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形成两极分化。市场竞争中有强者，也有弱者；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这种结局具有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同时又会造成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定。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这种后果应该实行“逆市场调节”，建立起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机制，协调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和谐，但这方面的政府调节又恰恰是“顺市场”行为。长期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叠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重城市、轻农村，开放政策上的重沿海、轻内地等等都导致了城乡之间、贫富群体之间、区域之间利益差别的不合理，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吻合。
　　综上所述，政府职能错位和政府行为的失当导致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扭曲，也导致了利益关系的扭曲。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主体往往把眼光投向政府，着眼于从政府控制的资源中获取更多的份额，其行为特征也就是倾向于分配性努力。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实现利益目标的动力必然衰减。这种体制安排的不合理，也就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最大障碍。
　　四、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浙江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十一五期间浙江要保持发展优势，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体制创新。那种认为浙江改革已经领先，没什么文章可作的观点是错误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必须着眼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制度条件，这里最重要的是创造出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迫使企业从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战略转向高收益、高效率的竞争战略。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下一步改革应突出以下重点：
　　一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和调控行为
　　近年来，浙江商务成本的过快增长，使一些浙江本地企业纷纷迁往外地。如何抑制商务成本增长过快，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以此吸引内外资，打造低商务成本区的旧思路必须改变。在招商引资上，不能追求数量，而要运用要素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来吸引优质资本，坚决挤出劣质资本。有本事消化高要素成本，有盈利能力的资本进来，没这个能力的资本就出去。运用价格机制迫使企业转变竞争行为，增加附加值，盈利能力。因此，应规范各级政府行为，推进法制化建设，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向保护产权、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为投资者提供优质的市场环境。
　　二是理顺要素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
　　浙江经济原来所依赖的三大主要生产要素，其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我们不缺土地资源，不缺劳动力，缺的是资金；但现在倒过来了，我们最缺的是土地资源，也缺少劳动力，而资金反而不那么稀缺了。在要素地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政府就不能沿袭计划体制下的做法，人为地扭曲要素市场的价格。现在土地(包括各种自然资源)非常稀缺，政府如果盲目的招商引资，压低土地价格，结果只会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劳动力市场亦然，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但如果不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靠压低工资的办法来降低成本，这样的发展也不能维持长久，“民工荒”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时，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在土地上的定价权，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定价权。其中的关键是要建立契约化、规范化的要素市场机制，减少政府的随意干预，保证市场主体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平等地位。
　　三是降低制度成本、交易成本，以此抵消要素成本的上升，保持相对低价优势
　　浙江经济发展的初期，是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换取的低效率、低附加值的高速增长。当要素价格不再低廉，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就失去了优势。要想继续保持浙江经济的优势，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政府提高办事效率、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信用环境等可以有效地改善投资软环境；企业改善生产经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实施人性化管理等都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从而抵消要素成本的上升。
　　四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创新收益，形成鼓励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
　　未来市场的竞争，说到底是高新技术的竞争。浙江的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老是停留在原来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上，必须加大自主知识的创新，向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行业转变。这就要求政府切实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形成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
　　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利益和谐
　　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因此国家的财政要把更多的支出投向基本的养老和医疗等社会公共设施上，从而促进利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