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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上海滩富商曹胜美一家六口登上客轮，准备举家迁回老家。


曹胜美原名曹河仁，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一户败落的大户人家。其爷爷曹公望曾是福清首富，家业最盛时，站在福清的高山上，触目所及全是他家的产业。但到了父亲那一辈，家产已经被败光，他只好在舅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去当学徒。
在日本当了3年学徒后，曹河仁靠做布匹生意发了财，1936年奉母命回家娶亲。第二年，他准备携妻返日时，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曹河仁便放弃了赴日的念头，留在了上海滩，用在日本赚下的巨款开了家夜总会，并入股了知名的永安百货。 上海滩的花花日子过了10年后，风云又变。


1947年，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明眼人都看得出，上海早晚会被共产党解放。曹河仁便买了一条货轮，装上所有家产运回老家，自己则携家人另搭客轮回闽。 此时，他的妻子陈惠珍怀里抱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名叫“小印度”。之所以叫这个名，是因为那时上海滩租界的巡捕多为印度人，有时候大人给小孩穿上小巡捕衣服，看着就像个印度人，就称为“小印度”。 曹河仁一家回到福清后，左等右等，运家产的货船还不到。过了几天，噩耗传来：货船被风浪打翻，万贯家财都沉到海底去了。 就这样，曹家一下子从上海滩巨贾，再次被打回原形。 好在陈惠珍随身还携带着一些当初出嫁时的金银首饰，卖掉后勉强够换回一块宅基地，盖起了两层小楼。 不巧的是，楼快盖好时，国民党溃军经过福清，把盖房的工人抓了壮丁。工人的家属怪罪于主家，天天跑来哭闹，要求赔人赔钱。曹河仁不胜其扰，就一个人跑回上海去了，把老婆和孩子留在乡下。


曹河仁在上海一直待到1956年，才终于回到福清。作为一个前资本家，他在新中国的上海自身难保，就算是赚到一点钱，以当时的邮路之不便，也常常无法及时寄回家里。 所以，陈惠珍一人拉扯着六个孩子，在农村过得无比艰难，经常一天只能吃两顿清汤寡水的饭。 大家闺秀出身的陈惠珍，特别爱面子。当孩子们饿得哇哇叫时，她会关起门来，带着他们吹口琴，唱歌，玩游戏。然后告诉孩子们：“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一天只吃两餐，不然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出门，要抬头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1954年，当年抱在怀里的“小印度”，虚岁已经9岁，因为交不起5毛钱的学费，一直没有去上学，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还是被叫做“小印度”。后来还是村里的先生出面，说学费晚一点交没关系，学一定要上。 先生给“小印度”起了一个名字，这孩子才正式有了大名：曹德旺。 曹德旺生来是个调皮鬼，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一天到晚捣蛋，隔三差五被老师告状。每当这时，陈惠珍只好一个劲地赔礼道歉。 小学上了两年以后，曹德旺的爸爸从上海回到了福清。

对于10岁的曹德旺来说，父亲的回来，又好又不好。 好处在于，他的人生终于不再是父爱缺失的状态。父亲经常一边喝着酒吃着花生米，跟他讲过去经商的种种事情，在他脑子里灌输了基本的商业意识。 有一次，曹河仁让曹德旺列举所有含有“心”字的词语。曹德旺列了“用心、真心、决心、恒心、怜悯心”等。 曹河仁说：“你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等你悟到这个道理时，爸爸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曹德旺的脑海里。 而不好处在于，这位父亲对待这个调皮孩子实在是过于威严。 自父亲回来后，再有老师或左邻右舍来告状，曹德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命途多舛、脾气暴躁的父亲，从来都是不容分说，拿起皮带就打。曹德旺有时被打得怀疑自己不是曹河仁的亲生儿子，甚至多次想离家出走。 母亲无法阻止父亲，只能一边含着泪给儿子的伤处抹蛇油，一边劝慰说：“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顶嘴，更不要还手或逃跑，因为他是你的亲爸爸。” 尽管隔三差五就挨一顿揍，曹德旺依然本性不改。 小学三年级时，体育老师揪着他的耳朵在全班同学面前训话，曹德旺直接跳起来打了老师一记耳光。倍感屈辱的老师，坚决要求开除曹德旺。不过陈惠珍和校长关系比较好，又多方求情，才没有开除。 初一那年，因为偷偷下河游泳，曹德旺被教导主任开大会批评。他愤愤不平地在书包里装了石头，想用石头去砸教导主任。 跟踪到厕所，看到主任在蹲坑，曹德旺临时改了主意，不用石头砸了，改为爬上围墙，站在墙上，朝教导主任兜头呲了一泡尿。 教导主任找到家里来告状，陈惠珍只能点头哈腰地连连道歉。后来，学校又一次没有给处分，但曹德旺闯下这么大的祸事，也不敢再到学校去了。 就这样，13岁的曹德旺辍学在家，成为一名放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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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娃，换个词叫“牧童”。在中国古诗词里，牧童代表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曹德旺的放牛生涯，显然并不十分开心。他只做了一年就离开了村子。

在若干年后的自传《心若菩提》中，曹德旺写道：“放牛的日子……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底层百姓受欺凌的滋味。” 他没有写到受欺凌的细节，只不过，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起：“我小的时候，离开村子是被人家打出去的。”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曹家本来就一贫如洗，父母又都不会干农活，日子比别人又更为艰难一些。 陈惠珍饿得得了浮肿病，并从此落下了病根，老年以后的生活都是在病床上度过。 好在曹家大儿子、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很争气。从小就乖巧听话，热爱学习的他，17岁时当上了公社中学的代课老师。 他带的班上有个学生的家长是农场场长，他便求场长给弟弟找了一个轻巧活，每天赚5毛钱。 但这种好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 曹德旺因为趁水库放水时偷偷截水捞鱼，被农场的人抓住关了起来。在当时，这可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重罪，虽然曹德旺从窗户爬出去逃回了家，但显然在农场也待不住了。 没办法，他只好回家跟着父亲去做生意。


那一年，曹德旺15岁。 说是做生意，其实是贩私烟。曹河仁种田不会，但是做买卖是一把好手，只是当时抓投机倒把很严，一不小心就要被逮住游街示众。 为了避免被抓，曹河仁便想到让曹德旺背着上学的书包运烟。由于曹德旺小时候营养缺乏，15岁还看着跟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似的，没有人会去查他的书包。 从曹家所在的高山公社，到进货的福州城，要走100多公里翻山越岭的土路，来回一趟要三天。不管严寒还是酷暑，瘦小的曹德旺，骑着载重单车奔波在这条路上。有一回病得太重，差点死在中途。 私烟生意做了一两年后，当地开始严查。为了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曹河仁与曹德旺改为卖水果。 水果的进货地在福清县城，路途虽然缩短为50公里，但是重量是烟丝的10倍，而且由于水果不耐存，必须当天来回。 所以，曹德旺的工作，变成了每天载着300多斤的货物，奔波于高山公社到福清县的山路上。 为了赶在早上6点前到达水果批发市场，曹德旺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17岁正是嗜睡的年纪，每天又劳累，哪里起得来。 陈惠珍承担了每天叫曹德旺起床的任务。她虽然不忍心，但又不得不狠心喊醒儿子。所以曹德旺每当费力地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到的，总是母亲默默滴下的眼泪。这幅画面，一直到曹德旺六七十岁时，依然会常常在他的心中闪现。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4年，曹德旺从一个半大小子熬成了二十来岁的青年。 也许是看不过儿子那么辛苦，也许是贪恋贩烟丝的利润，曹河仁在4年后又回头做起了烟丝生意。结果不到一年，他们就被抓住了，烟丝全部收缴，自行车也被没收。 没了交通工具，生意也没法再做，曹德旺倒是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当时，陈惠珍正生着病，她和曹河仁商量，想让曹德旺早点结婚，找个媳妇来服侍自己。她看中了娘家村子里的一个姑娘。 曹德旺根本就没见过那个姑娘，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已经和另一个女孩在谈恋爱。 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没有被母亲看中，母亲执意要他娶没见过的那个。

曹德旺心想，即使他和恋人结了婚，依母亲的大小姐脾气，加上常年生病的暴躁，家里肯定一天到晚吵翻天。 最终，曹德旺和喜欢的女孩分了手，和那位自己从未见过的姑娘结了婚。 结婚当天的晚上，曹德旺和这位名叫陈凤英的姑娘说：我不会欺负你，你也别欺负我，我们和平相处。 陈凤英是一个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姑娘，曹德旺说什么就是什么。日后在他们几十年的婚姻里，一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