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正在经历着从老一代向新生代的转换。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为我们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切入点，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城乡健康发展的制度架构，有利于我们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城乡统筹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正在经历着从老一代向新生代的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显然的不同，他们在特殊环境下的心理、情感和诉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但对他们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将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特征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特殊群体，本质上是中国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与现代化进程相冲突的产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催生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肋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后、90后出生的农家孩子，随着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新生代农民工”——上世纪8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将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他们的自身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的不同，使他们具有了一些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征。
　　1.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和目标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寻求发展”是其主要动机，“成为城里人”是其主要目标。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代农民外出打工乃是迫于生存的压力，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缓解生存压力而对经济目标的追求构成了其行为选择的本质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追求已全然不同。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将外出打工看作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并借此来谋求非农职业转化。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2.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就业环境更加复杂。首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所以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是我国适应世界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必然趋势。青年一代农民工虽然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大多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8.92年。但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对劳动力的更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显然不能适应。其次，目前我国高端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难以吸纳较多高端人才，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大学生在一些低端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竞争岗位。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更严峻的就业环境，需要多次培训或者就业，才能适应当前就业形势的客观要求。
　　3.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差距现象不认同。老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来自城市社会的歧视和很多门槛，他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生代农民工处在更加开放的社会，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他们已不仅仅追求生存权，把平等权看得比生存权更重要，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年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的情况显示，80%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表达了他们对自身的劳动权利和依法应当享有的劳动保障非常敏感；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说明他们不再认为保障是“城里人的专利”；三成以上特别关注子女教育问题，则表明他们对平等教育权利的期待。
　　4.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严重的归宿困惑，是“无根的一代”。第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多数人只把自己当着城市的过客，他们心底里的真正归属依然是家乡的农村，金融危机后，老一代农民工很多返回家乡，回到他们原本眷恋的土地上。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成为回不去的一代，他们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并不熟悉。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而且，很多人在农村并未分得承包田，是无地农民。第一代农民工心中的“温暖家园”，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但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在面前的制度、文化的藩篱。他们因此游走在城乡边缘，变成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
　　以上两代农民工之间的明显差异，迫切需要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扎根城市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为我们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切入点，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城乡健康发展的制度架构，有利于我们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二、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促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突破。通过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构建农民工公平迁移的全新平台，是联动解决城市与乡村发展一系列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借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推进过程。在我国，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这个过程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这个过程已无障碍；第二步是农民工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目前这个过程的进展步履维艰。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城市对农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拒人”。按博拉尼的看法，城市化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而中国农民工在成为城市化主要推动力的同时，却没有获得像市民一样生活的权利，这些人群仍然处于一只脚在打工的城市，另一只脚在农村老家的状态，成为游离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两栖人口”。并没有真实地“嵌入”到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不但生活上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也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是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半城市化”的农民工的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城市和乡村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积累。
　　1.使我国扩大内需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限制了经济发展。（1）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将越来越依赖国内消费的拉动，而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据专家估计，我国内需不足的很大原因是农村消费不足。仅以2037年为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县以下零售额仅14146.3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1／4左右，而农村人口却是城镇人口的1.23倍。虽然农民工可以居住在城市，像城市人一样就业和生产，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本身很低，他们不能享受全部城市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所以他们的消费有更多的后顾之忧。（2）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增就业的主体，长期缺乏教育与培训，劳动力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不能满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求，致使中国城市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步履维艰，产业效率长期提高缓慢，各城市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竞争的状态。
　　2.使城乡矛盾不断积累。中国乡村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农业产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社会不稳定，以及农村公共服务缺乏。在四大问题中，前三大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都与农民工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都是农村社会精英、青壮年，这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已经造成许多农村地区的衰败、土地撂荒，使农业效益长期下降、农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大量的青壮年农村劳力、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农村精英被城市吸纳后，在农村剩下的“留守”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与儿童，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显示，“农村留守人口约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和近2000万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直接关系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以上问题的不断积累正威胁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积极推动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在统筹城乡过程中解决城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特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轨时期的国家，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效率的需求，面对2亿农民工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口群体，**还没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与**担心无力承受其社会成本而延缓了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土地制度等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现代化、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工市民化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民工市民化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随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更是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迫切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群体，如果继续拖延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缺乏归属感的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很容易引发涉及面比较广泛、强度比较大的社会纠纷和冲突，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并注意解决的事情。
　　我们应该直面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健康发展的制度架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最好的切入点，相对于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社会成本要小得多。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在心态和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市民，是农民工中比较先进、比较积极的部分，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农民工的主要问题。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切入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开放融通的经济社会运转体系，对于我国城乡二元壁垒的消融、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三农”问题的积极解决、人的全面现代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建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障碍，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仍然是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制度性障碍，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长期以来，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抓手。然而，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实践中遭遇到的难题是，户籍制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登记制度，由户籍制度还衍生出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户籍制度的核心是户口背后所包含的福利差异。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在改变了户籍登记的归类方式或放宽了落户条件后，却发现现行的城市财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却无法应对加大了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实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真正统筹，做到户口与权利相统一。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为我们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涉及到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还涉及到城市和乡村的多项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要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因此，必须建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架构。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居民只有在户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到普通公民能享受的福利。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市民化，他们很可能被遗漏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外。为此，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平等的城市居民权益。要加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政策措施，把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转变为城镇居民，逐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当前，特别要把发展中小城镇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出路和归宿的重点，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同时要剥离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居民权益，特别是以土地为主的多种农村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分配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效率，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构建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二元制度的背景下，我们还没有形成城乡平等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大多数城市没有把城乡劳动力资源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没有将农村劳动力纳入就业计划和劳动保障管理，对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农村劳动者得不到平等的就业服务，难以享有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各种就业信息、职业辅导、技能训练和小额信贷、补贴培训等就业优惠政策；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缺位，同工不同酬、工资水平低、欠薪现象多、劳动保护少、安全卫生差。二元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等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以逾越的门槛，并且最易直观地从中反映出不平等。因此，必须彻底取消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限制性政策，按照市场需求配置劳动力资源，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的劳动待遇如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对待，并且积极建立劳动谈判协商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畅通的途径，来维护自身合理的劳动权利，保障他们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的地位和合法权益，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权。
　　3.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大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很迫切的市民化意愿和极强烈的城市归属感，但他们经常面临失业、工伤、疾病等风险却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客观上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扎根于城市。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尽快建立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他们融入城市的信心，消除他们和城里人不平等的思想顾虑。
　　4.增加教育培训机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户籍转变、地域转移以及职业转换只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外部特性，农民工市民化的真正内涵是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城市融为一体，这有赖于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发挥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以及相关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和优势，携手合作，共同做好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工作，搞好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以应对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民工自身收入状况、改善城市生活水平。
　　5.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营造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氛围。目前的双轨制管理模式，没有把农民工作为社区的平等元素，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改变双轨制管理模式，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统筹考虑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努力构建起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就学、公共医疗、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让他们融入城市、融入社区，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谐。特别需要看到的是，廉租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尤为重要。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起码的购买大宗商品的能力，就总体而言不可能具有在城市当中安家落户的能力，即便是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对这些人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

作者：唐若兰 来源：《财经科学》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