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基础上加以修正和拓宽，主要表现在制度内生、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为正、局部均衡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是：既是证伪的又是证实的、个人主义兼有制度主义、社会进化论而非历史唯物主义、推崇案例研究方法、既强调自然秩序观又强调演化等。但从本质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论和方法论并未脱离新古典的理念。　　关键词：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
    科斯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说：“……在我看来，这篇论文（指《社会成本问题》）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最终会改变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能加深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解程度，也能检验科斯所谓的改变是否发生。
　　我国经济学家黄少安将经济学的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经济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本文所要论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涉及。
　　一、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主要有：一是完全理性，二是交易成本为零，三是最大化，四是信息完全。此外，还隐含着制度是既定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许多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边际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一切基本命题和基本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尔拉斯提出的、至今发展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市场一般均衡体系当中。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确立了自己的假设论，可将其概括为：有界理性；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为正；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或“满意化”。从总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新古典的假设和根植于其上的均衡模型。
　　1.从制度既定到制度变迁
    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以制度既定为前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制度变化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都有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影响人的选择行为，同时也约束人的行为。制度变迁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个致命缺陷。
　　2.从交易成本为零到交易成本为正
    在新古典环境中，信息是完全的，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交易成本为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是充满摩擦的，比如在进行交易时，搜寻信息、处理信息都需要花费成本；签订合同、执行合同都需要讨价还价花费成本，因此需要通过费用来疏通人们之间的关系。显然理性计算在此已经无能为力了，必须有一个更有包容力的概念来反映这一事实，交易费用概念就充当了这一重任。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物与物之间的技术问题，即需求、供给和价格之间的数学关系。它把价格作为资源分配的信号，资源的利用和使用资源的决策都是通过价格信号并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而且仅把各种资源的替代或转换率等于各自的市场价格的比率时，资源的配置才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延伸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试图把新古典方法拓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新制度经济学把交易看作是经济学分析的最基本单位，认为交易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为基本的和一般的形式：交易是根据有关经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和合约履行的规则和制度进行的，交换的实质不是物品或服务，而是各自的权利。要使价格机制运转起来，交易人必须对所有交换的物品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交易之间的费用是不可避免的，制度的作用就是减低交易费用。
　　3.从完全理性到新理性经济人
    （1）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理性经济人”在竞争市场中能自觉地遵循市场机制的要求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自由地进行其自认为是合理的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完全的理性。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接受并发扬了“有限理性”，认为“经济活动者被假定为力图做到理性‘但仅仅有限地做到’”。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采用有限理性假说力图揭示完全理性行为假定与现实并不相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面对着客观世界的无限复杂性和自身智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们像理性经济人那样进行完全理性决策，在主观和客观含义上都是不现实的。再有，抽象的理性人与现实中的人是有很大差距的。现实中的人不仅是自利的、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利他的，还有可能是违法的。于是，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建立更加接近人的实际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学说。这种有限理性的人比完全理性的人更接近现实，它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2）机会主义倾向。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信息是完全的、确定的，可以无代价地得到。而实际上经济主体对事态的性质可能仅有不全面的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个人无法掌握完备信息，因此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由于现实世界中常常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倾向于对信息加以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撒谎、欺骗等行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经济人一旦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者违背关于未来行为的许诺，比如毁约等行为。“机会主义意味着明显地偏离契约，因此是不完全履约产生的成本。”新制度主义对这个人类行为假定，是与有限理性息息相关的。正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正是法律与产权制度管辖范围的有限性，为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因此，为了抑制人类广泛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建立相应的制度是必要的。
　　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理性经济人的主要内容。
　　4.均衡分析的不完全性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在新古典的分析中，由于没有信息费用、交易费用和制度框架的影响，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和均衡来实现，世界是静态的与和谐的，这种以均衡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僵死而不切合实际。科斯认为，只有局部均衡，没有一般均衡；诺思则指出，达到有效率的边际均衡所需要的条件无论在罗马共和国或苏联都从未存在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世界是进化和缓慢演变的，均衡短暂，不均衡才是常态，制度变迁则是演变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
1.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
    今天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强调实证的科学。Friedman等指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一组或几组变量，建立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函数关系，即发展一门理论或给出一个假说，这个理论或假说能对尚未观察到的现实提出可以证实的、有意义的预测。当波普对实证主义提出大量批评，并指出知识是靠证伪而非证实而增长这一命题后，新古典经济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套用了这种思维模式，即经济学理论模型应当具有“潜在的可证伪性”。
　　新制度经济学沿用了许多新古典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式，和新古典相一致，新制度经济学既是证实的，也是证伪的。科斯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特点在于讨论的是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在现实的制度制约中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人的行动，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动机。科斯的思想也隐含地认为，他们从现实世界提炼出来的可以被现实所证实。科斯还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确实是：他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也大量使用了证伪主义的方法，对新古典假设论推导出的理论进行证伪，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交易费用为正这一发现了。诺思也明确指出，他的理论和历史分析将提供一个系统考察和检验新假设的基础，根据这些新的假设去寻找新的证据，结果可能修正甚至推翻原来的假设，理论必须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
　　但新制度经济学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上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他们所注重的交易费用、制度、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很难被计量和模型化。以交易费用为例，新制度经济学对其处理仅限于抽象化和估算：诺思和沃利斯估算，美国的交易费用占GNP的50%。张五常则认为，交易费用占香港GNP的80%。看来，交易费用、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要被整合人一般模型尚需假以时日。
   2.个人主义兼有制度主义
    理性的经济人是新古典理论的最基本的前提，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这是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科斯认为，个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他主张“从现实中的人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但是，这并不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就反对甚至摒弃个人主义，相反，它们的理论还是在“经济人”假定下展开的，分析的基点还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最大化偏好内容作了一些补充。他们认为，人的经济行为不仅包括追求物质利益，也包括追求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经济尺度衡量的利益。再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之一交易费用理论实质也是“经济人”计算成本与收益的方法。至于国家也是市场的主体之一，它也是通过提供服务（如保护产权、公共服务、国防等）来换取租金。以上种种说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还是没有脱离新古典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范畴。但是比之后者，它毕竟在应用范围上拓宽了。
　　从另一方面看，制度分析方法体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某种扬弃和修正。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人行为由个人偏好或目的决定，个人目的或偏好是既定和稳定的。而制度分析方法则是从制度结构出发分析人类行为，认为个人的偏好和目的受制于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必须从制度分析角度分析个人目的和偏好。这种偏好和目的不是经济分析的既定前提，而是分析对象。诺思强调制度是起作用的，并着重讨论了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决策和行为的影响。他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人们有时是不按利己主义信条行事的，个人主义的功利倾向得到了某种修正。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曾表述：“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诺思在另一经典性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不能解释不以个人利益为动机的行为。可见，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制度主义的。
　　3.社会进化论而非历史唯物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不屑于新古典的静态分析方法，主张用发展动态的方式来看待经济问题，揭示制度的动态发展及其历史性。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新制度经济学要寻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们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不可能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提供了经济的一种激励结构，这一结构所涉及的，就是指明经济是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的方向变化。”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与新制度经济学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法来分析制度，这一方法要求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个人得失的加总，以确定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以衡量制度的稳定或变迁。诺思虽然强调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强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但他的理论没有解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变迁中的相互辩证关系和作用机制，要么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要么对国家寄予意识形态方面的过大厚望，因而他的分析只是在新古典的外围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但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他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因而对宏观的历史跨度毫无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的强调动态和过程的方法论还远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思想与他不同：首先，从个体来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人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而单独存在；个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不是自然永恒的，个人是在一定社会经济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马克思研究的个人体现了唯物史观。其次，马克思运用社会发展观来分析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灭亡，以及新旧制度的交替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当二者发生矛盾，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发生社会变革，而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行为、企业行为、经济组织优胜劣汰的基础就是最大化选择，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其实是社会进化论。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的进化论理念，即最大化的优胜劣汰。例如国家，虽然在制度变迁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必须同步于社会进化，然后才可能成为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载体；再如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国家行为的变量，如果国家是优胜劣汰的追求最大化的产物，伴随着国家形态的起落沉浮，意识形态理论就很难保证贯彻统一。可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影响，但它对历史发展分析的根本方法论还是社会进化论。
　　4.推崇案例研究方法
    鉴于现实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其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都是难以完全用数量关系来精确计量和完整描述的，经济学许多的假设条件都是高度简化的最直接动因就是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而案例研究是对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这种方法能够对经济过程及其复杂的情景进行深入刻画和分析，而不会产生因假设前提条件问题所产生的因素遗漏。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到处都充满着“案例研究”。科斯的经典著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上的以案例研究为主的实证经验分析。在此文中科斯运用了“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走失的牛损失邻近土地谷物”、“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库克诉福布斯”案、“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巴斯诉格雷戈”案等多个案例，其中有些案例已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典范。科斯通过对一系列案例的分析发现：如果产权能够界定，能够自由转让且产权的转让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使用配置并不依赖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的初始界定可能导致不利于资源分配的结果时，可以通过一个自愿合约自动地转让使资源分配最优。因为，合约的实施是没有成本的，而且双方都可以从合约的转让中获得利益。科斯从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出发，通过精致的案例分析得出了与现实经济世界不相同的矛盾，从而否证了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由于现实世界交易成本不为零，因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并努力使其成本最小。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创性地采用以案例研究为主的实证分析，向人们揭示了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自科斯以来，以案例研究为主的实证经验分析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最突出的方法论特色。
　　合约理论的创始人张五常在其代表作《佃农理论》中，将台湾在1949年土地改革中，当局通过管制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在地主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的硬性约束下，台湾农业产量不降反升的现象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佃农分成制度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条件是由双方来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不可避免要展开竞争，地主之间也有竞争，因此合约中的条件，包括分成的百分比都是在私有财产的两种竞争的限制条件下决定的。在上述理论中，张五常很容易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佣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因为竞争的大体条件是一样的。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体一致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这是因为此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益，所以在竞争中他们必须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生产的增加而有所补偿，由此农产品就上升了。
　　5.既强调自然秩序观又强调演化的观念
    自然秩序观念曾经是法国重农学派十分崇尚的观念体系，亚当·斯密的思想中也包含有这种思想。其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就包含着自然形成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种思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中又包含着演化的思想。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这本书中就认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变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变迁的原因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这种渐进的演进观点与生物界的渐进演化是一脉相通的。
　　6.诺思的尝试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诺思曾尝试过对新古典硬核的突破，表现在其研究过程中方法的不断改变。在诺思早期著作中，他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试图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主要是相对价格和成本-收益分析来分析制度。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释利他行为、牺牲行为等并非以自我利益作为动机的人类活动时具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因此，诺思试图将意识形态引入到分析之中，以便进一步解决无法用成本-收益分析解释的问题。意识形态的引入使他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之后，诺思将学术中心完全转移到对非正式制度、特别是对文化的研究上来。从1990年发表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开始，诺思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特别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放弃，转而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寻找更为恰当的人类行为模型，并试图围绕人类认知模式重建制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制度变迁是人类知识积累和认知过程的一部分。现实经济形态、人的认知过程和制度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必须把这些关系尤其是把认知过程搞清楚，才能够企及意识形态。实际上，诺思晚年的工作主要就是试图把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工作组织在一起，从而获得研究制度变迁问题的新方法。他认为，当代认知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把神经科学中对人脑的研究和哲学与心理学中对意识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对认知科学给予高度评价：“将认知科学——制度方法运用于历史，给出了赋予经济史和现今各经济体间迥异绩效以意义的希望”。
    三、结  论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诸如制度主义、科学哲学、重农学派、马克思主义等许多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它的方法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包含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上的多种成分。但就其本质而言，它的假设论和方法论并未脱离新古典的理念，它只是在坚持正统的新古典理论内核的同时，不断修正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科斯曾把传统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称为“黑板经济学”，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应该表现的形式。但是，从方法论的特点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没有脱离新古典的范畴，没有找到与“黑板经济学”决裂的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恐怕还得在这块“黑板”上继续写下去。
　　作者简介：杨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成都 611130）。

作者：杨琦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1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