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钱穆先生访台北，应邀作一系列演讲，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的因革演变，并指陈其得失所在。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

本书不同于一般为叙述而叙述的历代政治制度史教科书，作者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对历代制度因革演变之叙述，来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得失。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如何评价，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得失，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一大问题。钱先生说：“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2页，三联书店，2001）这一点在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看法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于是，有梁任公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等著名的论断；于是，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而被抹杀。此种种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无疑是过为偏激的，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论衡历史得失，不免要涉及到一个评价态度问题。在《国史大纲》的卷首开篇，钱先生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几句话对于理解钱穆先生为人为学都极重要，它既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一片苦心，同时也可说是钱先生夫子自况之语。在钱氏所著史书当中，无不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与深深敬意，这一精神亦至始至终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者的感情用事，而是“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事实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页）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力图还历史以真相，比如钱先生在本书中分析说，君权与相权的分设，**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不可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但明清两代确实又出现相权日益收紧，皇权极力膨胀的现象，特别是清代，钱先生承认确实是专制黑暗，但钱氏同时指出，清代政权只是出于一“部落政权”之私心，不足以代表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不可因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因此，钱氏以为，对历史的评价，不能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值得重视的是，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从理论的高度明确地区分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这一对范畴。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前言，第6页）钱氏尤其指出，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第23页）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

综观全书，无论是讨论**组织中的君权与相权关系，还是论选举与考试制度的因革，钱先生最为殷勤致意的，还是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并非漆黑一团，在这本不足二百页的小册子里，从一开始的“序言”到结尾的“总论”，反反复复在批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专制黑暗”论，着墨之处多达十余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钱先生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在发怀古之幽情，在为传统政治文化极力辩诬的同时，钱先生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史家的冷静与理智，对传统政治的不足之处，同样了然于胸，诸如对于皇权逐步上升，**权力日益下降等情形，钱先生就认为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一大毛病。当然，无论是论得还是论失，作者的意图更多地是要借此使人们认清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以期返本而开新。由此亦可看出，钱先生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并不是盲目地崇信，实是一种理性抉择的结果，传统文化是不能被打倒的，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根本不立，则所谓开新亦无从可言，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但立本并非守旧，立本只是为开新筑基。历史毕竟不可能倒退，在新的时代潮流下，只能与时俱进，钱先生坦言：“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