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波


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而**则是那种“看上去像**的企业”，当它们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间，进退失措。


　　有学经济学的青年向我提问，上政治课的时候，听老师讲国有经济的重要性，说“国有企业必须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初听很拗口，但背诵出来之后，却好像很顺口且顺理成章；可是到上现代经济学的课时，却怎么也在教材中找不到这句话。他很纳闷，让我给个解释。

　　于是，我给他讲了管仲的故事。管仲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在他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具有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他十分强调**对经济的宏观管制，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产业管制政策是盐铁专营。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自西周以来，就有一些诸侯国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然而从来没有人将之视为国策，绝大多数的治国者仍然以征税——特别是农业税为国家最主要的收入，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按人头征收还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管仲最大的创新在于，在财政收入上，以国家的经济收入代替了征税收入。

　　管仲以盐和铁的专卖收入举例说明：万乘之国的人口约1000万，如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100万人，每人每月征30钱，为3000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得6000万钱，就是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运盐出口还可获取重利，等于煮些白开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于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等铁制工具，只要一根针加价1钱，30根针就可收30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也”。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国有民营。他强调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并出台法令，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

　　盐铁专营的做法并非始自管仲，却是在他那里形成了制度化并取得显著成效，它对后世政权的影响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它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并从而增强了国家管制经济的能力。

　　从管仲的论述中可见，他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的控制，实际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税赋”，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是税赋，如马克思所言：“赋税是**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定义也未改变，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就写道：“**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在中国，**收入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个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必须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两千多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而**则是那种“看上去像**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间，进退失措。


我解开了那位青年同学的疑问，可是他接下来提出的问题却把我死死地问住了，“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是的，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