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面对各项经济考核指标，地方**开始进入了冲刺阶段。特别是节能减排这个硬指标，令诸多地方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据报道，为了在剩下两个月时间内完成节能减排的指标任务，河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等一些地方相继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限电措施，希望用断电的方式来实现目标任务。然而，这些做法不仅殃及到了一些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还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不仅如此，这种非常规手段并没有达到节能减排的实际效果。据媒体报道，在浙江温州等地，一些企业为了让生产正常进行下去，纷纷采用效率更低、成本更高的自备柴油发电。这不仅没有实现节能的目标，反而进一步加大了空气污染和能源浪费。近日，南方数省2000余家民营加油站因柴油荒停业，原因就在于企业发电用柴油需求的突发性上升。 　　节能反变耗能，减排终成增排。一些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受到影响，工人收入和企业利润都因此下滑。种种现象显示，本意良好的节能减排举措，在局部地区已陷入了“大跃进”式的歧路。这暴露出了我们节能减排，甚至更广领域中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首先，政绩考核机制存在缺陷。中央**节能减排的决心是坚定的，制定的减排总目标也基本上是科学的，可以实现的。对其进行年度考核，是为了更好地督促各地完成目标任务。造成我国当前能耗污染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标准过低和环保执法不力等。显然，要达到节能减排的最终目标，应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和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来实现。而这条科学的减排道路，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在执行中也很容易触动一些群体的利益。 　　目前考核体系特点是短期化以及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各级官员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完成任内或年度指标，因此，行政化、粗暴式的拉闸限电对这些官员们来说，成为执行效率最高的选择。因为他们只要在数字上完成某个阶段上次交给的目标就行，完成的质量是次要的；有时通过弄虚作假来实现目标也并无不可，因为来自本地企业和居民的监督基本上没有，而来自上一级**的约束又往往软弱无力。 　　其次是考核标准制定中存在不科学成分。当前的考核指标主要是单位GDP的能耗和排放，在一个基年的基础上确定减排比例，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各地资源禀赋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差异。也就是说，不是从节能减排的潜能出发制定目标，而是带有明显的行政一刀切的特点。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实现起目标来非常困难，这样一刀切式拉闸限电就成为无奈之下的捷径。例如，温州经济发达，且以轻工业为主，单位GDP的排放大大低于邻近地区。而同样也要完成20%的减排任务，一些民营企业在订单充分，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自备柴油发电机组发电来应对断电的影响。 　　总之，要避免陷入“大跃进”式的怪圈，真正依靠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进步、严格执法的手段来实现节能减排，需要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