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1日 07:34 《中国金融》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表明中国财政依然是建设财政和经济财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
- 林跃勤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五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6%,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强。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状况依然突出,主要体现在,依靠要素高投入驱动而科技进步贡献度偏低;资源瓶颈与环境恶化加剧,威胁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使经济发展方式得到真正有效转变,需要采取新的治理思路。鉴于转型期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职能转换和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各种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及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它决定着生产力的整体效能和发展情况,反映经济增长的实质内涵,通常分为粗放增长方式和集约增长方式两大类,前者也叫数量型、外延型或速度型增长方式,具有高耗消耗、低产出和高污染特点,后者是内涵型或效益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指通过政策、手段调整,改变或转换经济增长路径与方法,从粗放的、扭曲的和不可持续的增长轨道转向集约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对我国来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多种主体共同努力,既需要微观主体调整要素配置方式和提高配置效率,也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一般认为,作为**配置资源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积极因素,又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主要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从**支出结构(包括与税收政策配合)角度调节总需求、促进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尤为重要。
公共支出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公共支出规模明显扩大、公共支出占GDP比例不断提高。为此,许多学者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表明,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支出能扩大社会总需求,提高现有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利用,进而提高利润率,拉动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庄腾飞(2006)等的模型分析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国内生产总值将变动0.645个百分点。在地区经济非国有化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公共支出和劳动部门供给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的诸多因素中,公共支出影响作用最大。
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财政公共支出结构是指各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反映了**动员社会资源的构成与程度,其对市场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可能比公共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财政支出中各项支出的产出弹性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并不相同。实证研究显示,在公共支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各项财政支出中社会文教卫支出贡献度最高。尤其是教育支出具有促进长期增长潜力和增长质量的作用。研究表明,教育不仅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而且是其经济迅速升级的动力。有研究表明,1960~1994年韩国保持着人均产出年均约6%的高增长率,其中多数年份教育贡献超过15%,教育成为韩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强大动力。可见,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会对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增长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财政支出方向调整对于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特殊意义。在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发展方式问题无法完全依靠尚不成熟的市场自身来熨平。因此,发挥**之手来化解发展方式落后与市场失灵不可或缺。**可以利用财政支出工具(以及与税收工具的组合)影响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方式提升。实际上,诸多结构失调以及发展方式落后问题与财政经济政策偏颇与失误有一定的关系。可见,优化公共支出内部结构,即降低**对一般竞争性领域投入,强化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投入,特别是强化对文教卫等部门的投入,对于提升经济长期发展潜力和质量极为重要。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后,以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主、而不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表明中国财政依然是建设财政或经济财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的原因之一在于**职能没有转过来,而**职能没有转变过来的重要表现就在于财政支出结构中公共支出比重依然过低或者增长不快。
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用占比偏高,是投资规模膨胀和投资消费关系扭曲的重要诱因。由于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加上其投资乘数作用,带动了投资规模的增长,而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偏低(仅占26%左右),使普通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住房贵的局面,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倾向强烈和高储蓄,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显然,这种投资拉动型高增长是财政支出经济投资中心论的直接结果。中国消费对GDP贡献率不断下降的原因并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工作重心在投资上,使投资成为主宰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力。其后果之一是巨大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由于内需不足只能通过扩大出口来解决,这又导致中国出口升,对外经济依存度迅速提高。而出口顺差和外汇剧增,以及对外部原材料和能源进口依赖的加大,又加剧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反弹、对“中国资源黑洞”的抵制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风险。
财政支出偏重于工业发展,导致三次产业结构扭曲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由于财政经济建设支出向重化工业、城市建设倾斜,削弱了对服务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形成三次产业结构扭曲,如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依然低于40%,落后于世界同一发展水平国家约15~20个百分点。受政绩冲动影响,地方**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往往偏重于能很快“制造”GDP或者服务于GDP增长的低门槛、低技术水平产业,其后果是GDP规模迅速放大,但资源消耗强度、环境污染程度也同步上升。如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奇高,一系列战略资源进口依赖度迅速提高,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使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威胁。
公共教育支出不足制约着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创新水平。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国民教育水平是一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发展国民教育是**的基本职能。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就确立了预算教育拨款占GDP比重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的目标,并被正式列入1993年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但文教支出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仅没升,反而从1998年的27.14%下降到2002年的26.86%,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2001年才提高到为3.14%,比同为经济转型期的俄罗斯落后很多。**公共教育支出过低和增长缓慢的直接后果是整个国民受教育年限较少、劳动力素质较低、技术人才缺乏,产品安全、质量和产品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