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是否发现你提的问题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看病贵和找好医生难。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分析，找好医生看病本身就意味着应该支付比普通水平高的费用。其实从你
的问题中就可以反映出导致如今‘看病贵’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人们总是在追求高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这种心理加之我们在卫
生经济学领域常提到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市场失灵的机制，导致了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需求增加的直接结果就是价格上升，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看病贵。

找好医生是需求促使看病贵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近几年我国医疗费用增长过快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其中，门诊就医费用增长了1.3倍，住院费用增长了1.5倍，平均每年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有资料说，从1978年到1997年，全国医疗费支出增长了28倍。这些都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9.0％的平均速度。目前我国城市平均住院费用是7600元，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是6500元；农村平均住院费用是2400元，相当于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一年不吃不喝挣点钱，只够住一次院的。这只是正常花钱看病，还有除正常的医疗费用外，个别医生收取患者红包，一些医院向患者推销不必要的药品，恶意加大药品的剂量，乱开大药方，乱用仪器检查，乱收费等现象，一人得病拖垮全家绝非戏言。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看病贵的原因得不到救治。

现在农村不是已经在实行合作医疗吗？我知道的一个村子，好像大概是村里帮助支付30%，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对于减轻农民压力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对于城市的医疗保障制度，我觉得在岗的应该由雇主提供，但同时对于那些工作有变动的，应该规定雇主必须把一个过去有健康保险的新雇员纳入保险计划中，即使他正在接受治疗。当然这个在实际中执行有相当的困难，但可以由雇主与雇员联合负担，且可以颁布相关的法令，如雇主为雇员支付的健康保险费不需支付税费，这样雇主更愿意增加保险费用的投入而不是工资的增加，但对于雇员来说损害较小。虽然雇主可能将此部分的费用转嫁到雇员的工资上，但毕竟因为不交税，因此对于雇员来说，境况是比以前好的。而且为了防止雇主在雇员工资上做手脚，国家应该对一些职业的最低工资作出相应的规定。

我觉得医疗成本的减少，较难实现。因为这里隐含着道德风险！谁又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

我也不认为找好医生是促使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只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原因不应该是那些很多书里都写的老生常谈。楼主列举了一堆数据中其实已经反映出 了很多个方面的原因，比如：医疗市场供给增大推动需求增大，高端医疗技术应用的快速膨胀。。。但是透过这些数字，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表面原因的背后仔细再发 掘些更深层的原因呢。如今媒体的主流声音是站在老百姓的一方炮轰医生，大部分的数据都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表述的，而从医疗机构，医生的角度出发总结出的数据 却甚少的展现给世人，从这个方面来说，媒体的过度报道带来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加深，同时也促使我们更多时候总是站在医生的对立面来分析和讨论问题。然 后研究的结果再反馈给社会，媒体再加入炒作。。如此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循环。然而作为研究者，是不是更应该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呢？同时及时的把研究结果反馈给 媒体，在社会上形成声音。

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不同于城市的，因此主要讨论是城市卫生体系的问题：

1、看病排长队，看病贵是全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本人虽然坚持社会主义，但不是否认市场的作用，市场当然得存在，但是不是所有

的市场都可以市场化的，比如公共产品领域，它的某些产品当然可以通过市场来完成，但是其根本必须坚持由财政来提供。市场化的根本含义

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要市场化，都要以需求——供给来解释。在斯密时代，经济学讨论的只是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而演化到了现在，经济学似乎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连婚姻、生孩子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我想斯密即使活到现在也会吃惊吧？也许扯远了，回到话题。卫生行业本身是以

全民福利为根本的，其应该注重的是健康权，而在健康权中，主要的应该是对健康的预防，治疗并不占主导，当然我丝毫没有说治疗没有作用

的意思。既然是预防，显然只能全部是“沉淀成本”，这种沉淀成本是不要求现实收益的，当然注重的是潜在利益——社会效益。市场化必然

强调效益，一切都要以效益为中心，看看现在的广告吧，不是强调预防，而是说“你得病吧，只要你得病我就能治。”——典型的经济效益论

和资本论。

看病排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就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医疗的需求弹性增加，这也是符合瓦格纳的理论的。再加上进现代工业文明产生的

各种新病种，得病的人以及需要进行深层次治疗的人增加；第二，国家对医院的投资减少，反而形成“以药养医”的怪圈，这分明是国家财政

无力的结果，没想到倒成了主流经济学“市场化”改革的证据和试点。看病贵是由于医疗用品的流通体制不顺畅，从生产到最后进入患者手中

的过程太多，而且缺乏监督，流通体制直接阻碍了医疗用品的低售价——而不是低成本。另外，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欲得利益集团通过医疗领域

的“托拉斯”形式，阻碍了医疗用品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不知道西方经济学如何解释在这方面为什么不市场化呢？为什么不排除垄断呢？最后

的原因是存在政治的集权，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直接掌握了大量的批评、建议、审批资源，一旦“设租”，那么后果简直不堪想象，这也是在我

国今年特别提出的“反商业贿赂”的根本原因，其实到不是人家行贿，是我们的领导“设租”受贿罢了。

2、执政党改革力度不够。从根本上说，医疗卫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畴当中，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在1997年建立完全是因为

稳定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所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安，因此动机不纯。社会保障只是保证基本生存而不涉及医疗，这从设计上就有欠缺，当然

我们也没必要责怪执政党，这是历史的累计在短期内的爆发而已。我非常欣赏西欧、北欧搞的社会主义，虽然他们称自己是“第三条道路”，

但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嘛。二战后六任工党建立了英国初步的社会保障，那时候即使是外国人到了英国，看病也无需花钱，即使在撒切尔夫人

改革后，只要在英国居住超过6个月，也可以免费，执政党——工党——英国的共产党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看看印度、巴基斯坦，都

值得我们学习，虽然福利看病，但是通过对医生、医院的其他福利，比如放假，给予高社会地位等等，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发展。当然

我们也得承认别人也存在问题，但这种问题不是制度上的，而我们的制度上的，这只有执政党能解决。

3、合作医疗的可行性。最近看了一些毛泽东时代的资料，甚感惊叹。在那个年代，农村通过“赤脚医生”制度基本满足了农村的卫生需求，城

市通过国有企业的统包实现社会福利，这决不是什么历史包袱，那时的劳动者是无私的，是幸福的，是除了基本的食物需求有困难而其他都感

到幸福的时代，而现在呢？现在大部分人说我们需要建立公共卫生预警机制，那分明是对历史的侮辱，在毛泽东时代就有了基本完整的公共

卫生安全预警机制，那时候死三个血吸虫病就得上报中央，职业病、矿井安全等等，唉，历史不是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在很多地区

出线的合作医疗实际上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通过多方的统筹特别是有组织的安排，特定区域内居民的公共卫生需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这在

很多农村地区得到了验证。据李昌平的介绍，贵州地区也有很大的操作性，只不过还得执政党配合。现在的社区建设可以以合作方式来搞，赋

予他们一定的权利，主要是结社权。

4、国家财政投资无力。在一五时期，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时，加大了对教育、医疗的投资，而83、84利改税改革后，我们进入了地方工业化

进程，非均衡趋利的经济结构要求我们减少对见效慢的医院的投资，国家的财政投资和补贴减少是导致医院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也没

有完全责怪医院，正如我们不能责怪学校一样，那是政府的错误导致了医院等机构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本质。当前的改革必须加强对医院

和药品生产部门的补贴，当然这种补贴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民主监督的以及科学评估的，改革必须付出成本，那财政补贴就是成本。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是从社会主义角度来提出我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如有从西方经济学角度进行批判的，请注意我的语言环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