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
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存在四种可能性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四种可能性是：1．迅速崛起。在国内总产值的绝对值方面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实现这种前景需要长期保持高速发展。但这种前景不太可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某些复杂的情况和低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2．增长速度下降。2010年后下降到年均5％至6％，2020年后下降幅度更大，这种观点依据的是目前的发展趋势。3．停滞。增长速度下降到只能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的基本需求和维持总体生活水平现状的程度。这种前景未必会在近几年出现，但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4．以国家陷入缩小再生产境地为标志的经济发展中断。只有在大陆以武力恢复对台主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7日俄文电】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第5期刊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该刊主编弗拉基米尔波尔季亚科夫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发展前景展望》，摘要如下：社会学者认为，与食品、住宅和繁衍后代一样，对未来的规划属于人的基本需求。对于国家来说亦是如此。制定本国发展的远景规划，既有助于找出和解决国家存在的各类具体问题，又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提升国际竞争力及国际地位的有效手段。
　　　近25年来，由于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举世罕见的9％的增长率，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
　　　在此，我们试图以中国的原始材料为基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进行分析。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正是将重心放在发展工业上，中国得以弥补金融信贷体系存在的缺陷，在全球经济动荡的大背景下，本国经济的稳定性反而有所提升。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有效手段是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行政干预到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形式的过渡。中国对经济进行有力的宏观调控，从本国国情出发，兼顾国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采取了渐进的方法，既确保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又带动生产力迅速提高，同时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经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圈方面，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它已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强国，每年引进的投资额也位居世界前列。截止2004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5620亿美元，共有外资企业50．8万家。中国的出口重点是成品出口，这能够有效利用该国最主要的优势———廉价劳动力。中国还积极抢占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市场。2004年，中国的电子及通信产品出口额达到2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总值的34％。
　　　中国正在努力减轻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它在这方面所做的远远不够。尽管与1980年相比，2000年中国经济的能耗下降了64％（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位能耗），但这一指标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中国生态学家统计，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2／3是靠“透支”环境来实现的，对居民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2001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到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此类污染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还不含在此列。
　　　应当承认，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粗放型的。它对全球资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这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之一。
　　　我们认为，中国近20年至25年来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及不足。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集中体现了该国社会经济的特点，这是由该国过去以及现今的经济状况（包括发展水平、国民经济的结构及规模）、自然和人力资源、财政水平决定的。中国领导人从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出发，深化与全球经济的多形式互动，选择了这样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包含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形式（粗放型或是集约型）、经济体制的改进、经济的社会评估指标（就业率、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度、收入水平、收入支配结构等）、经济与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社会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传统。
　　　中国模式就其基本指标而言，是一种“追赶发展”。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提高技术工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产值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收入支配结构的变化，这些指标其他国家都已经达到。但中国保留了传统价值体系，通过建立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来提高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优越于其他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地方。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强势之处在于，它以面向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为基础，能够解决大问题、更充分地考虑国家的客观条件、更合理地利用现有优势，对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这一模式的不足在于，它单方面追求增长速度，会破坏平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不足，在采取措施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时过于瞻前顾后，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彻底，经济体系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现代化的国际背景 理解中国现代化战略，有一个关键词非常重要，这便是“小康”。这是邓小平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说中借用的，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它的前一阶段是温饱，后一阶段是富裕。
　　　这是中国的评价标准，而国际通行的说法是，全球发展经历了两轮浪潮，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阶段。
　　　第一次现代化是发展工业。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时代步入工业时代，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第二次现代化是发展信息技术或是知识经济，更广义地说，是从由工业占主导的经济、社会及文明过渡到知识时代、知识经济、知识型社会。
　　　在第一次现代化时期（其他国家始于60年代，中国始于70年代），最重要的指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服务业和工业附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产业的就业人数对比、城镇人口比例、平均寿命、新生儿成活率（1周岁以内）、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居民受教育程度和高等教育普及率等。
　　　用于衡量第二次现代化成果的指标与上面的指标有重叠之处，包括城市人口比例、新生儿成活率、人均GDP、工农业产品为GDP创造的附加值等。新增指标包括：GDP中用于科学研究及试验设计的比例、学者及工程师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中等教育普及率、专利申请数量（以100万人为单位）、电视和网络的覆盖率、人均购买力以及人均能源使用量。
　　　从中国的指标来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动力不足。中国农村的发展滞后，也影响了中国的整体发展。
　　　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追赶”模式总体而言是有效的。然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现代化的两个阶段糅杂在一起同时进行，这当然是有优有劣。在迅速发展信息产业的同时，它却被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的环节拖了后腿，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各地现代化水平的差异。
　　　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一些地区（西藏、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河南、安徽和海南等）属于初级阶段，若干地区处于发展阶段，而辽宁、江苏、浙江、广东处于成熟阶段，北京、天津和上海则正在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因此，中国的地区发展战略需要考虑到上述特点。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领导人将建立“和谐社会”作为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
　　　我们认为，评价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至少需要考虑4个能够直接影响现代化的因素。这就是政治领导人、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周期和外部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从目前看，尚无法对未来政治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作出准确预测。但可以作出一系列完全自然的假设。例如胡锦涛—温家宝这一搭档能够持续到2012年，并培养好自己的接班人（未来的总书记和总理如今也许已经在领导中国的某个地区，他们的年龄约为50岁）。这很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就有理由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完全能够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自己制定的2020年前主要发展目标。另一个因素是：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深知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也深知政治改革盲目性的危害，这可以确保中国今后20年不会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可以预见到，在本世纪内中国领导层仍将忠实于振兴中国的思想，他们的分歧仅在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是目标本身。
　　　科技进步这一因素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很难预测。原则上讲，中国从一个主要靠模仿和复制他人技术的国家变成自主开发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的国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正在增加研发经费，开发各种高技术产品，积蓄力量，朝这个方向突破。重要的是中国将生产拥有自己注册商标的世界级产品，把中国从世界加工厂变成世界新产品研发中心，这一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
　　　最近几年在中国和国外（包括在俄罗斯）都很流行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期，这是因为：第一，想搞清中国经济发展高潮和低潮的规律和影响因素；第二，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建议，以避免今后出现大的经济衰退；第三，利用周期现象来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
　　　中国知道，外部对本国的崛起，即便是和平的崛起，也不会作出一致的良好反应。不管怎样，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在原料和能源进口中，在越来越多的制成品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不仅会排挤竞争者，而且也会引起他们的回应。美国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萨特认为，日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些亚洲大国目前都在互相认真观察潜在的崛起。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变成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好像中国就想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其他国家就会选择与美国并且相互间进行更紧密的协作，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奉行今后首先在亚洲建立完整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积极政策。可以将这一点看作中国的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北京的方针是，不断加强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可以将此视为一种防范措施，这种措施将会限制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可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目前可以假设4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1．迅速崛起在国内总产值的绝对值方面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从现在的6％提高到9％—10％，同时在国际分工中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实现这种前景需要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如果保持年平均7％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的国内总产值20年就可增长近3倍，30年可增长6．6倍。但这种前景不太可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某些复杂的情况和低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
　　　2．增长速度下降（2010年后下降到年均5％至6％，2020年后下降幅度更大）这种观点依据的是目前的发展趋势。3．停滞增长速度下降到只能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的基本需求和维持总体生活水平现状的程度。这种前景未必会在近几年出现，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投资储备。但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4．以国家陷入缩小再生产境地为标志的经济发展中断只有在以武力恢复对台湾的主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也不能不考虑因社会制度改变或国内全面混乱而造成经济发展中断的危险。如果事态如此发展，再加上移民潮无法控制、对外政策咄咄逼人和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那么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一种最坏的情况。对于中国社会政治进化的方案，可以提出如下看法。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生命力今后仍要经受不断的可靠性考验，经受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决心捍卫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并根据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形势合理地改进这种模式，而所运用的手段是扩大执政的共产党的社会基础，谨慎地扩大党内民主，推行极为灵活的经济政策。
　　　我们认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中国都会在本世纪内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童师群、熊伊眉、张志强译）


作者认为中国未来的10年必定是重工业（中西部地区和东部部分地区）和知识型（东部部分地区）社会并存的10年，中国的未来的10年必然是新科技、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的10年发展黄金时期，中国的未来的10年必然依靠4个行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经济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