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坎坷坷

专访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城乡土地制度要互动改革
　　秦夕雅 邵海鹏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轮改革。

　　会议公报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部署的一项内容，并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

　　从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入手，进而确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一条以确权为取向、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城镇化战略相适应的土地制度改革之路，已隐约可见。

　　但这一改革势必极为复杂，涉及大量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调整，其影响也极为深远。有鉴于此，土地制度应如何开展，就这一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蔡继明认为，土地制度改革要从顶层设计开始，涉及宪法和许多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协调，而且，农村土地制度不可能孤立进行改革，势必要对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进行通盘考虑。

　　变“征收”为“购买”

　　第一财经日报：对土地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蔡继明：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就是要理顺现行的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其内在的矛盾，其基本原则是要适应我国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提出要促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四化同步”发展。

　　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城乡的土地同地、同权、同价。让农民和城市居民能够同等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同时也有助于加快四化同步、协调发展。这应该是土地制度完善的一个标志。

　　从土地方面来讲，农村土地要从“征收”转变为“购买”，或者开发商和农民之间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交易，未来城镇的土地政策就必须改革。

　　增量改革后，存量也需要改革。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农村土地问题，城市土地一样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城乡土地制度要互动改革，不可偏废。

　　系统调整法律法规

　　日报：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哪些法律的调整呢？

　　蔡继明：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从上到下，从宪法到一般性行政法规的系统改革。

　　第一是《宪法》。我国《宪法》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征地制度的规定存在着“二律背反”。

　　一方面，《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凡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新增的土地需求，无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还是非公共利益的需要，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征地行为（即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来满足。

　　另一方面，《宪法》又强调，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对农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很明显，要满足前一种要求，就会违反后一种规定；而要坚持后一种规定，又不能满足前一种要求。

　　要消除上述“二律背反”，必须在坚持公益性征地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并存，从而在禁止非公益性征地的同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就需要修宪或进行宪法解释，消除征地制度的“二律背反”。

　　第二，在《宪法》基础上，再看《土地管理法》。该法中从根本上依据的征地原则就是“城市的土地一定要国有”。城市的土地要国有，那就是不管公共利益还是非公共利益，其实政府都需要征地。

　　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是指对列入城市规划圈的土地进行征收。也就是意味着只要列入城市规划就是公共利益。但是城市规划最多不过20%是用于公共利益。从最初《土地管理法》出台至今，始终将城市规划作为征地原则。这一点，显然和公共利益征地是不一致的。

　　《土地管理法》还规定，涉及到任何单位个人搞建设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建设用地。这条显然也是依据《宪法》所做的规定，既然所有的农村土地要变成城市土地，都必须变成国有，搞建设只能使用国有土地，不允许也不可能使用农村土地。因为使用农村的土地就是违法的。

　　第三，《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应作出调整。

　　第四，《物权法》以及《担保法》都对农村土地出租、抵押、转让做了严格限制。而国务院办公厅也在《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中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建议消除对集体土地产权的歧视。

　　第五，取消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的规定。农民住房只允许卖给本集体土地所有制成员，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或购买宅基地建房，既限制了城镇居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又堵塞了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收入的渠道，也不利于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

　　集体土地使用权市场化

　　日报：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制定未果，至今仍在酝酿当中。你认为这一条例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蔡继明：1.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终结“土地剪刀差”（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转让用于工业和商业开发）和从农村索取经济剩余的模式，真正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农村土地增值。

　　2.坚持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征地的唯一依据。对被征地的农民要按照市场价格给予合理补偿，同时给予妥善安置，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完成向市民的转化。

　　3.对于非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可通过市场取得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要符合城乡统一规划，农村集体的农业用地亦可在转变为建设用地后入市。

　　4.用科学的土地规划和严格的用途管制取代土地产权歧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与国有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要允许农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抵押、出租、转让和自主开发。

　　5.对于征地中的法律纠纷，非履行完法律程序不得征收在法律程序没有履行完结时，任何政府部门以及委托的征地机构，都不得强行征收农民的土地。上级政府和法院不得拒绝受理有关征地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苦日子要看谁过苦日子，如果还是让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继续过苦日子说不去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大部分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瓜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吃住行还是没有大的改善，我们希望这些搭改革顺风车的人日子苦起来，而让广大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点点好起来。

这个活动有没有限制一个人能参加几次（回复几次）？

没有此限制，请问newager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就是自己在考虑要不要多多参与。但是又觉得同一个人回贴太多了，似乎又不太好，所以确认一下。

只要是有价值的观点 帖子 当然鼓励多发帖 多交流

提供一个乐观论的采访
个人还是认同楼主转发的论者观点

诸建芳：三中全会将开启新的一轮经济上升周期
2013年11月16日11:52 新华网　

　　新华财经北京11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日全文播发。《决定》于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共分十六项60条。《决定》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ZF不进行不当干预。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相对于以前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更进一步，这表明市朝改革将更加彻底，也厘清了市场自由的边界和ZF行政干预的范围。他指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改革如果顺利推进，将有可能扭转当前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开启新的一轮经济上升周期。

　　新华网：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报告的提法也是“基础性作用”。这次提法是“决定性作用”，您怎样理解这个新的提法？《决定》全文公布，第一次把“ZF不进行不当干预”写入文件了，您怎样看待今后ZF干预的范围？未来哪些领域的调配可能会让渡给市场？

　　诸建芳：“决定性作用”的提法是对市场的地位做了一个明确界定，它比过去讲的“基础性作用”更进了一步，显示市朝改革将进一步深入。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ZF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ZF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是相对于以往资源要素基础性作用来说的，意味着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更加相信市锄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过去，ZF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在很多领域进行ZF干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巨大。从政策上来看，ZF现在放开了能源交通电信等部分竞争领域的干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让ZF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ZF转变职能放更多的权给市场，放更多的权给企业。但这也并不是说ZF完全放手不管。以往ZF干预较多的领域会更多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允许民营资本进入。ZF今后不会进行不当干预，未来ZF和市场之间关系将更加和谐、协调。

　　不能笼统地说哪些领域会让渡给市场，这个不能粗略的分领域。放松垄断管制是建立市朝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重等也都是重点。三中全会是突出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提出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通过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应该宏观地来看待这个事情。

　　新华网：您觉得本次三中全会的改革方针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方面的深刻影响？

　　诸建芳：总的来说，六大领域会取得突破，服务业会有明显的变化，五大产业将会明显受益于改革。全会强调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并重，在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同时，支持非公有经济发展，增强和激发企业经济活力；继续深化放松垄断管制改革，消除市场壁垒，构建统一开放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四维度”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宏观税负整体稳定，适度增强地方财权，预算制度透明化，事权责任相适应，使得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经济和民生更需要的部门；土地方面的政策体现确权先行的改革顺序，未来政策细则落地可期；自贸区建设意在接轨国际规则，通过引入外部竞争倒逼改革；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整合现有资源，统筹内政、军事、外交战略。

　　从投资方面来看，文化、环保、军工、教育和医疗养老五大产业将明显受益于改革。全会强调文化领域的改革，同时将文化领域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这将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大环境下，环保装备、环保服务都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军工行业受益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国际环境重大变化，将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我国居民对于教育医疗养老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改革强调满足人民的此类需求，未来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这些产业将得到较大发展。

　　服务行业和装备制造业会有明显的变化。服务业这个领域集中了本轮改革的调整方向，比如减税，而未来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升级进入爆发式增长，服务产业将不断延伸。还有装备制造业，中国的经济转型伴随着能源的控制，这些必须有一个技术基础的调整，绝大部分的行业有大规模的设备，这个改革转型的推进都会带来设备的需求，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过去投资很多基础的土建的，以后很多都在设备投资这一方面带来比较大的变化。

　　新华网：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诸建芳：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改革如果顺利推进，我们初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可能提高1-2个百分点，这将有可能扭转当前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开启新的一轮经济上升周期。历史的经验表明，ZF的改革措施可以帮助市场发现新的经济价值，催生新的行业，从而带动经济释放潜在活力。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会推进经济增长。

　　新华网：请您谈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提法？

　　诸建芳：最引人注目的新提法就是上面谈到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本次改革是一个涉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相对于前两次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全面，进一步强化市场的作用。市朝改革是改革的核心，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此次三中全会提出两个必须，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并试图通过相关领域改革增强或激发企业经济活力。这是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重的举措。《决定》全文第一次写入产权，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意义重大。

　　进一步突出了财政制度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财政的作用被大大提升，财政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赐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决定》全文还对财税体制作出重点调整，第一次提出债务预警。我认为未来财税改革的4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强调“预算制度的透明性”；二是强调“稳定税负”；三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四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在本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涉及“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表述有三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潮。第一条主要针对农业生产用地，而后两条则针对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建设用地。从十八大报告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能看的清晰而一致的政策思路——通过建立现代化的农村经营组织例如：农业信托方式、新型农村合作社等实现农村生产性用地的流转，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我认为，这一表述变化背后的政策意图在于，通过确权登记的方式明确土地“经营权”和“流转权”，从而为土地改革奠定产权基矗“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潮，细则可期。

　　此外，自贸区建设是本届ZF为推动行政管理、贸易金融等体制改革所选取的重要“突破口”。例如，上海自贸区提出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均是国际通行的规则。在政策措施的具体安排方面，中央决策层更多地考量中长期的发展意义，注重于政策的统筹性，相关的改革措施需要配套、协调推进，而非短时的、局部的利好。我认为，自贸试验区改革红利的释放也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