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收入分配
　　生产决定分配，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个人收入划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这一对概念的引入很重要，它是与另一对概念“按劳分配收入”和“按要素收入”相对应的，但有些交叉。人们讲按生产要素分配时，生产要素包括了资本、知识、技术、信息、管理、土地等项。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把技术和管理当作“复杂劳动”来看待，其所得收入也应看作“劳动收入”或“复杂劳动的收入”。知识、信息、专利等可以是资本化的产权，可以转让，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所得收入也应视为资本收入。房地租收入也可以资本化，其性质可以等同视之。所以，个人收入划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按要素分配收入实质上是按资本分配收入。这一概念的澄清十分重要。它立刻把初次分配的核心，带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即V：M的关系问题上来。由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不同经济主体的收入获得是与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尤其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参与分配，在个人拥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差异逐渐扩大，少数人财产性收入不断叠加累积的情况下，初次分配的结果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出现分配的不公平现象。
　　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时，人们列举了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异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措施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言之有理，也是必须应对的。但这些原因不是最最主要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未完待续】

　　收入分配不公源泉于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问题在于V：M的关系，即劳动收入等资本收入的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就涉及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问题了。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因素。即使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穆尔逊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5](p231)西方经济学大师的这一说法是公允的，科学的。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言，可以说得更加透彻。分配决定于生产，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决定了不同的分配方式，分配关系。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主是是按资本)分配，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则是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来是这样讲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允许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所以允许同时实行按资本和其他非劳动要素分配，但这种分配方式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为主的应是按劳分配。这是由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决定了的。
　　以上是规范的政治经济学所论。但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却发现，“现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已由按劳分配为主转向按要素(即资本)为主”，[6]另一篇文章提出，“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可以知道，这一分配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随着私人产权的相对扩大，资本的收入分配也相应扩大，劳动收入的份额相对缩小，从而扩大收入差距。绝对富裕和相对贫困的并行，秘密就在这里”[7]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的一系列重要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跟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过程，有着解不开的紧密联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讲清了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就可以找到治理途径和政策措施。今年以来，调整收入分配一词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在我国官方表述中。**领导人多次讲了改革分配制度的决心和方案思路。总的看来，在考虑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和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倾向于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与再分配领域着手，改变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等等。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做得还很不够，还要加多措施加大力度。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率的调整，财产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的开征，并以此为财源，增强对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的支付等等。但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关系上直面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这一问题，强化公有制的地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弱化私有趋势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最终地阻止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向两极分化推进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又说“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能丢了这个论断。它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收人，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为前提，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也应该扭转按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的趋势。那种让私人资本向高利行业渗透(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连孙中山节制资本口号也反对这样做)，那种突出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只能使富人财产越来越富，而大多数工农大众从微薄财产获得什么蝇头小利，)之类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都应该调整。只要保持和强化公有制这个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全文续完. 注：本文原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不能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毫无限制地支持剥削阶级。绝对不能为了迁就或成全他们的利益而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贫富差距的扩大，两级分化趋势的形成，就是这种损害的表现。这是同马克思主的立场与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要贯彻这个立场，处处不要忘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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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并揭示剥削的“秘密”，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极力否认自己的“阶级性”而掩饰剥削的本质。相比之下，后者很不磊落。

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本质特征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逐步实现历史过程，因而在分配上，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减轻和降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历史过程。

显然，在现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们看不到对社会主义这个本质特征的充分论证，更看不到如何逐渐减轻和降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论证和举措。面对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难免给人以“狗皮膏药”之感。

刘老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了个很重要的“醒”：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超阶级的科学，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处处不要忘了这个问题——不能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毫无限制地支持剥削阶级。绝对不能为了迁就或成全他们的利益而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

“现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当然也不能不关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应该怎样”的规范，但首先要分析清楚初级阶段的经济“实际上是怎样”的问题，即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内在联系和规律表现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说明。没有这种分析说明，就不可能对它面临的问题有明析的概念和提出可行的方案。”——引自主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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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中肯，很是在！
以按劳分配为例，刘老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那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实际上是怎样”呢？且不说大量的非公经济领域根本不可能实现按劳分配，即使是公有制程度较高的“国有”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真的已经具备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条件吗？
如果马克思所说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不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那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能够实行所说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吗”？……
赞成刘老所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分析清楚初级阶段的经济“实际上是怎样”的问题，即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内在联系和规律表现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说明。才能对它面临的问题有明析的概念和提出可行的方案。才能 更具说服力、感召力！